李竞雄出生于1987年，201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南京。作为成长于中国本土、却很自然的具有全球意识的年轻一代，自2014年在空白空间的首个个展“LeJX”到最近的“BEAST 54”，李竞雄以带有绝对主义色彩的实践态度和行动力，积极推进着自己的工作。对这样的艺术家而言，毫不伪饰的欲望与野心或许正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展览持续到4月11日。

新展的题目“BEAST 54”就是我眼中的中国社会。过去两年，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我本来误以为这是艺术家的工作让我产生的，一份作品交易的压力让我这样，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种焦虑感是这个国家年轻人的一种普遍状态，一份独特的、迷人的中国性焦虑。这个状态，我在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交往中并没有发现太多。艺术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今年年初上海的房价上涨了18%，深圳的房价上涨了42%，我也会问自己，我们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如何让自己的工作保持尊严，并且能够坚定地传递出去。

对于目前的系统的态度，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目前的艺术机制是一场权利的游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出诚实的，了不起的作品。我们应该意识到为什么这个行业存在，存在的基石是什么，它会走向哪里。艺术家本身就不是一个职业，这些人都是疯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对于目前艺术家应有的“坐标”有两个角度的理解：大的角度，艺术家个体没有价值，只是一种文化领域的全球化通用货币，只要全球化依然进行着，你们就是必需品；小的角度就很简单了，我信艺术，她不可取代。

许煜于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德国吕纳堡大学数码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讲师及研究员，法国蓬皮杜中心创新与研究所研究员，西蒙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写有专著《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编有《30 Years after Les Immatériaux : Art, Science and Theory》等。

他早年的学科背景是计算机工程，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他对人文学科与科技领域间的鸿沟感到震惊，进而转向技术哲学的研究；后师从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其并未囿于西方技术文化视野，而积极地展开关于中国技术的思考；同时许煜亦是投身社会运动的行动者。

今年3月初，受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邀请，许煜带来了他对中国技术问题的最新思考，并组织了四场关于“崇高”问题的讨论会，以回应当前热门话题“数码崇高”。我们有幸对其进行了专访，深入讨论对近来香港的社会运动以及当代技术问题的理解。

卢睿洋（以下简称卢）：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除了哲学家的身份，也是一个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请你谈谈近来香港台湾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本土论述”。在今天新的技术媒介环境中，我们该如何刷新旧的都市社会学框架而理解当前的运动？

许煜（以下简称许）：在香港台湾的运动中浮现出的“本土论述”，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保守的对全球化的抵抗性

朱田于2007年毕业于英国伯恩茅斯大学，获得声音设计专业硕士学位，2014年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获得雕塑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英国伦敦。朱田擅用多种媒介形式来表达她对于权利“游戏“的批判，以及针对常规知识于环境的思考。此次在伦敦Lychee One Gallery（荔枝一号画廊）的个展“喉咙（Throat）”中，艺术家用装置、摄影和录像等不同媒介形式讨论人类个体的脆弱，以及身份属性在文化系统与“权利“关系中被绑定等话题。展览将持续到4月8日。

“喉咙” 这个展览名其实源自于武侠、功夫片里的一个说法：无论是武功多么高强的人，即便练成了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铁布衫，喉咙都是一个可致命的攻击点。我想借用“喉咙”所附带的这种脆弱性和潜在危险性作为个展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从其中《19822016》（2016）这个作品中抽离出来的。

《19822016》由一张我的家庭照片演变而来，原始照片中是我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我。这张家庭照片经过多层处理后只保留了两个人物的脸部，再在图片上两个人物的嘴巴部位加上一条连接彼此的乳胶管。 有趣的是， 很多人把照片中我的母亲误认为我，反问小孩是谁。这种基因的重复轮回可能是生命和人类情感里最奥妙和无法理性解释的部分。1982是我出生也是我母亲成为“母亲”的年份，而2016是我现在所处的时间点，像当年我的母亲一样，以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去面对转变成“母亲”的思考。展览的主题正是来自于对这种转变的反复自我讨论。

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的世界里，历史鲜少无关。1933年他出生在法国的梅斯(Metz)，一个自从公元840年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就一直充满政治与文化纷争的地区；二战期间这里被直接划归德国领土，而非占领区，只因历史上这里曾从属德国；1954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斯特劳布逃离法国部队，流亡德国；1969年他同夫人惠勒特（Danièlle Huillet）共同移居意大利。斯特劳布在“流放的局外人”这一身份所赐予的距离中获得了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支点和优势。2015年1月巴黎发生查理周刊事件，穆斯林人群的社会边缘化，伊斯兰文化与法兰西共和国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令法国社会为之抽搐数十载的问题瞬间升级，成为公共辩论的核心。斯特劳布的回应并不针对具体的事件，而是在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回忆中思考文明的局限与国家的价值，这就是《鱼缸与国家》（L’aquarium et la nation，以下简称《鱼缸》）。

《鱼缸》采取斯特劳布惯用的拼接手法，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鱼缸的长镜头（12分钟）作为前言直接呼应题目中鱼缸与国家的并列所暗示的类比关系；标题过后是一段16分钟的文本诵读，文字节选于马尔罗的《阿尔滕堡的核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 André Malraux），一部探讨人类生命本性与价值等存在主义问题的小说；电影最后结束于一个选自《马赛曲》（La

“那个上海滩最帅的艺术家来北京搞事儿了,”一家名为“文艺星球”的公众号很标题党地使用了如此题头。老牌画廊香格纳在北京798又添新址，如今在国内已经拥有四处展场了。人缘相当好的香格纳画廊艺术总监、艺术家施勇携带他的装置“一堆幸福幻想”为新空间打头阵。老板何普林表示，新空间特别适合每次邀请一名艺术家来实现一个作品或项目。开幕之前，艺术圈的人们就早早聚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新展厅前，作品的红色灯光溢出玻璃窗来。此空间原来是艺术家赵半狄的工作室的一楼，久不露面的赵半狄正在与各位老朋友合影。“我没有什么压力，这件作品是现成的，”面对频繁展览是否存在压力的提问时，施勇习惯性地整了一下他的头发。记得首次见到这件作品是在五年前香格纳上海空间的群展上，时间也差不多是三月，就连展览题目都跟此次非常接近，叫“一堆热情”。熙熙攘攘、谈笑风生、人散人聚、夜幕降临…….萨特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里的转换做得真好。

或许因为是过年综合症后北京艺术圈的第一轮热身，第二天又有一大拨展览开幕涌上日程表。从草场地搬入798的站台中国，空间精致了不少。名为“陌生来客”的汤大尧个展是自开幕群展后的第一个正式展览。1984年生的汤大尧也许在当今艺术圈并不算特别年轻，从现场展出的作品也能看出他与同时代绘画艺术家同样遭遇的选择、焦虑与探知。或者就像策展人鲁明军所述：“………不难看出图伊曼斯（Luc

老百姓画廊（LBX Gallery)是由艺术家周轶伦、纹身师陈玮和电子音乐厂牌“坏牙”操办的一个非盈利艺术机构，办展览，卖作品，卖器材，放音乐，看录像，做纹身，预约食物，喝酒，搞活动，但里面不能抽烟——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周轶伦说：“最初只是想在市区找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玩玩”，中山北路这个地下室租金便宜，地段也好，“小陈他们也想开纹身店，也没什么计划。基本上他们来找我做展我都给。”这些人致力于培养杭州的艺术家成为纹身师，以及纹遍杭州艺术家的身。在2015年ART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上，老百姓画廊的参展艺术家作品就以纹身的形式出售，永久留念。2016年3月4日“一座别墅和一座庙”展览在老百姓画廊转塘分店盛大开幕，这个分店，就是一栋村里的无主拆迁楼。

展览一点开幕，尽管知道三点不来人，还是问了几位艺术家，得到睡眼惺忪的答复：啊一点就开？因为是一片拆迁地七零八落的区域，具体定位只能靠口耳相传，远方电子乐指引你跋涉过泥泞的道路，一个民房，浓缩了转塘艺术人民全部的气质，静静屹立在瓦砾堆中间，闪闪发光。两点多还只有几个人在生火，放电子乐，修理好像快破掉的发电机。这个地方靠篝火照明，发电机供给电力给音箱制造背景乐。直到三点二十分才迎来了艺术家到场的高峰，现场除了艺术家还有纹身师、音乐人、美院学生以及漂亮女孩，而你随时都可能踩到地上的某件作品，连一张纸巾都不能随便捡起来丢掉，万一是作品？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丢哪儿呢？

“行尸：好莱坞在艺术与工艺中的来世”（Walkers: Hollywood Afterlives in Art and Artifact）是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进入当代艺术话语的第一次尝试。此次展览收集了当下最热门的46位艺术家与好莱坞影像相关的超过一百件作品，集中讨论好莱坞作为经典图像的输出机制，在胶片衰落之后的数字时代如何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大众记忆里，并持续参与到区域和全球的文化想象之中。展览的名字“行尸”取自近年大热的电视剧《行尸走肉》，暗喻在电视和网络之后，电影这个媒介的一种暧昧状态：它既不属于过去，也不能寄托在当下，它只能不断地行走。

喜欢指涉电影的艺术家往往更偏爱电影史里某个特定的时刻，而不是先锋/实验电影传统或者当下的新电影。这些艺术家更为依赖的是早期电影、欧洲现代主义、经典好莱坞时期和70年代新好莱坞等[1] 。因此以电影史为“主场”的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提供了考察当代影像艺术的一个独特视角。与博物馆从二层蔓延到三层的常设展“银幕之后”（Behind the Screen）相比，这个只占据三层小部分的变动展显得有些拥挤，尤其当注意力从放映（screening）转移到投影（projecting），观众对影像与在场空间的关系更加敏感。但这种拥挤也不失电子游戏厅般的趣味和亲密感，反而我们可能会诧异一个主要指涉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展览完全摒弃了可能的怀旧或伤感气息。乔治•贝克（George

已经2016年了，人们说起互联网来还好像它有自己的思维一样。有关“数码”如何作为“历史主体”（更糟糕的说法是“自成一体的空间”）的讨论就像一个家庭产业。艺术这块儿，讨论内容从哗众取宠的流言（Instagram如何扰乱艺术市场）到长篇大论的著述（Melanie Bühler，Phoebe Stubbs，以及最近的Lauren Cornell和Ed Halter都写过数字艺术及其“后网络”命运）无所不包。

近期，新美术馆和Rhizome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两个机构联合策划了一场名为“开放计分”（Open Score）的年度研讨会，探讨艺术与技术现状。研讨会题目取自系列表演“九个晚上：戏剧与工程学”中的同名作品，作为这场标志Robert Rauschenberg和Billy Klüver“艺术与技术实验”（E.A.T.）项目爆发点的活动的五十周年纪念。一直以来，艺术与技术都有互相重叠之处，但如今，连接无处不在，“软件正在吞吃整个世界”，至少某风险投资人是这么说的（参见《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20日报道）。

四场专题讨论汇集了数字领域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代表人物。新美术馆馆长Lisa

从2016年2月16日起，陈界仁应东京艺术公社邀请，在Shibaura House五楼，进行了连续三晚的演讲表演。演讲内容以其拍摄《残响世界》之缘由谈起，从旧殖民主义“文明论”下的麻风病患遭遇，推演至被陈称之为“第四波殖民现代性”下公民运动的内存悖论，以及当代严酷而具普遍性的劳动派遣工问题。演讲尾声，原本围在四周的窗帘被缓缓拉开，观众于环视密布现代大楼的城市夜景中，看见一名当地年轻派遣工，于寒冷冬夜，站在某栋大楼屋顶，通过无线麦克风，向演讲现场内的观众，讲述他从十八岁至今的打工经验，而隔在派遣工与观众之间，干净、透明的落地窗，则隐隐成了述说当代隔离形式的介质。本文中，陈界仁详述了此次演讲表演如何对应成为《残响世界》以混和不同的展、映、演、说、论等形式的第五种展演变体。

不断蔓延与流变的展演形式

众所周知，音像是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媒材，如果我们把环境和观众再纳入思考，这中间就存有非常多层次的折射关系。事实上，我从年轻做行为艺术起，就从未将既有的艺术空间视为展示作品的唯一场所，我更关注如何通过不同的展演形式，让“一件作品”，因有不同的阅听路径，进而成为可能触发观者开展其它想象的碰撞之物与事件。如仅以我后来正式做的音像作品为例，从2002年的《凌迟考》开始，我就于拍摄现场之一的工厂外，进行过三天不分昼夜的连续放映，这也成为我往后每件作品都会发展不同放映仪式的起点，对我而言，这不是“重回现场”放映，而是如何质变现场空间原有属性的行动。

自少女时期便成为日本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之一的原节子，于1963年在小津安二郎去世数月后退出影坛。这一年她43岁，曾在小津的六部影片中扮演了令人难忘的角色。自此，原节子完全远离于公众视线，在东京郊外的镰仓深居简出，拒绝接受一切采访或拍照。如此嘉宝式的隐居生活（葛丽泰·嘉宝在息影后隐居了50年）不免令原节子的生活浸染了浓烈的神秘色彩，而这也一直持续至去年9月原节子去世之时——她的家人在葬礼后的两个月中一直保守着这一“秘密”。就在原节子去世消息传出的那一周，位于东京银座的东剧电影院（Togeki Theater）恰巧放映了小津安二郎的修复版影片，影院前厅挂有一张巨大的原节子剧照。这张至今已有六十二年历史的照片（出自于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影片《东京物语》）足以触动我们的悲伤和怀念之情。

大部分日本三十年代的电影都已在盟军对东京的轰炸中化为乌有。不过，原节子早期出演的一部影片却奇迹般地从中“生还”。在山中贞雄的杰作《河内山宗俊》（1936）里，原节子扮演了一位总是因弟弟的游手好闲而忧心忡忡的少女摊主小浪。显然，山中贞雄选中原节子出演该片，并非仅仅因为原节子当时处于十六岁的妙龄（她看起来要成熟得多）。山中贞雄在原节子身上看到了一种自然主义风格的表演方式，这种风格跳脱了当时占据了时代剧主流的歌舞伎式表现手法。一年后，原节子在一部当时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日本与德国合拍影片中，扮演了一位被从纳粹德国归来的未婚夫抛弃的年轻女性。在这之后，原节子又出演了几部战时宣传性影片。这些影片均被用来响应日本军管政府对自我牺牲和舍己成人的武士道精神的鼓吹。

Richard Hawley-《Hollow Meadows》

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当代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Richard Hawley以平均两、三年一张的速度推出着保持绝对高水准的佳作。《Hollow Meadows》依旧延续了其无比动听的低沉和温婉音色，动情之处总让人联想起美好和忧伤的情感。总之，一个擅长歌唱生活和爱情的中年男人的魅力应该是这样的。

Richard Hawley，《Hollow Meadows》，Parlophone，2015.

Deerhunter-《Fading Frontier》

如今已经成为实验摇滚界大牌的Deerhunter 在2015年推出的专辑不但延续了他们以往的风格，也融合了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迷人的旋律和悦耳的噪音作为乐队标志，体现了乐队灵魂人物Bradford Cox的丰富想象力。听完这张专辑不禁让人更加期待Cox的个人计划——Atlas Sound的新专辑了。

Deerhunter,《Fading Frontier》，4AD，2015.

Moon Duo-《Shadow of the Sun》

前不久我去看了Moon Duo和Battles在北京的演出，在现场买到了Moon Duo今年的新专辑《Shadow of the

致命摇篮死 / The Telescopes-《Run It / Thrown》

失眠时，不妨在唱机上放上这张由致命摇篮死和The Telescopes（英国）带来的7寸黑胶合辑。伴随着键盘音效敲出的破碎鼓点和底音，致命摇篮死的《Run It》由慵懒的无意义唱念开始，而后在一瞬间如进入电子舞曲高潮般地被推入混有噪音嗡鸣的副歌部分。似乎得做点什么——而我情绪虽有所反应，身体却动弹不得——就像在漫画里和赛博朋克一起坐上了偷来的飞车。在唱片背面曲目《Thrown》中，传奇的英国噪音团体The Telescope更进一步将声音碾压成“微尘”。尽管曲目仅两分半长，但听者绝对像经历了一个小时的神游。歌曲在从头到尾吉他扫射出的白噪音和混响中自我瓦解。唱片的结构似乎对应了两首曲目在声音上从构建到拆解直至彻底分崩离析的过程。当《Thrown》一曲落下，一切归于寂静，整个转化过程才最终完成。

致命摇篮死 / The Telescopes，《Run It / Thrown》（7寸黑胶），根茎唱片，2015. 试听.

Forests（森林合唱乐团，台湾）-《Dead Species》

台湾三人乐队Forests带来的《Dead Species》正像专辑封面上扭曲变形的低画质全身热扫描图像那样——有如迷失在数字化的后人类未来世界里的拥有了人类“体温”的的模拟人。在合成器和鼓点的牵动下，由贝斯扫出的声音“脉波”贯穿整张专辑，伴随着捶打金属片发出的铿锵声，主唱的演唱则像是监狱长透过扩音器的发号施令。《D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