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影片《蓝与红》的拍摄历时6个月，艺术家周滔弯曲了传统时空的概念，在广州和曼谷这两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采撷着写实的夜光碎片，并从中提炼出一个悬浮在地域概念之上新“时区”。在这个以纪实为方法，却并不指向现实主义的短片中，周滔对广场民众集体膜拜的“幻觉”对象提出了他的疑问。“蓝色”与“红色”都是色彩中不能再被分解的基本原色。广场夜晚的空气中弥散着的蓝光浮沉，这种可疑的梦幻感与红色的泥土、湖泊遥遥呼应。从空气到泥土的介质过渡，我们同样生活在色彩的渐变之中。

人类文明史上可考据的城市广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雅典卫城。在克里斯典王朝(Clisthène)民主改革的推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雅典集会(ekklésia)首先诞生于广场之中，倚荫于神庙的广场闪耀着城邦传统下的“神性”光辉，成为了市民集会、议事与思辨的开放公共空间。在雅典广场的高台上，巴门尼德曾宣称了感官世界的虚妄——生灭变换的世界皆是“非存在”，可被感知的事物都是单纯的幻觉，事物背后的那个不生不灭者才是万物尺度之“神”。

周滔的“广场”拍摄计划始于2013年9月。从广州市珠江新城广场的一栋临时会展中心开始。巨大的球体建筑被广场的强光涂抹上半透明的光芒，市民在蓝光浸染的巨大“布景”中随意行走。这个声光陆离的广场之夜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电子巨幕散射出的光线改变着人们的肤色。他们眯起双眼，四处张望，朝向光源用力挥动手臂，与忽明忽暗的光线游戏，放心地将身体没于这场迷幻的夜之嘉年华中。在草坪上拥眠的恋人，我们听不到他们的絮语。

箭厂空间的最新项目“度”来自东莞“无业人士”、非职业艺术家李岳阳对其狱中床铺的重新呈现，除此之外，这个展览的有趣性也在于作为李岳阳“发小”的艺术家李景湖于其中的特殊作用。我们特此邀请李景湖与李岳阳进行了对话，其中涉及当代艺术如何介入李岳阳的生活，以及其对于“度”诞生背后的各种经验的思考。展览将持续到11月25日。

李景湖（以下简称“景”）：10月5日你刚刚在箭厂开了个个展“度”，介绍一下你自己？

李岳阳（以下简称“阳”）：我东莞长安人，73年生，小学毕业，现在没有职业，平时就开个小赌档、放点高利贷什么的，近半年查得严，生意冷清，所以平时也比较清闲。

景：我们以前是邻居，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你是一个有点调皮但很有礼貌的小孩，我84年离开长安，到94年回到长安渡假的时候听说你已经是当时长安赫赫有名的黑老大了，这让我很意外，能说说期间发生了什么吗？

阳：不能说是黑老大，我们只是一班人一起玩，偶尔打打架，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的，只能算是有个人暴力倾向吧！

在我小学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OCAT上海建馆以来的首个建筑展，作为策展人，史建有意将受到时代挤压后被埋没的作品呈现出来，使其重新得到正视与研究。正是由于至今尚未澄清和纾解的历史和文化积怨，才产生了这般“抽空”的现代性转型时代，他认为这是迫切需要被跨越的界限。展览持续到11月30日。

我界定“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是一个文献展，主要是给专业的人看，现场大量蓝图里的趣味和微妙的变化，只有建筑师才明白。但这也是面对普通公众的，尤其是艺术观众，因为OCAT是一个当代艺术中心，要以相对专业的方式去展览建筑。如果你看过传统的建筑展，你会知道一般的展览有大量KT板，充斥着文字和图片，伴随一些小模型，给观众讲故事，但观众也没有时间看。我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展示建筑，用的文字非常少，没有展览标签。普通观众可以不了解专业知识，因为现场恶补也来不及。我们一比一搭建了两个建筑局部，告诉大家这个房子实际盖起来就是这个尺度。展示再多的模型，不如现场实际搭建一个场景，更让人容易理解，因为观众是没有空间感的，这不像是买房子看模型，自己去想象空间大小，看模型只能大概能分析，现场的搭建可以告诉大家这所房子大概是什么尺度。现场大量的蓝图可以向观众展示，一个建筑师建造一所房子需要花多少时间和劳动。那个时候也不是用电脑的时代，所有东西都是手绘。通过这些展示，希望观众可以明白这个情境。在另一个意义上，展览的方式同时面对两种观众：专业观众和艺术观众。

围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所展开的研讨会的“所见所闻”是个不太容易下笔的题目，尤其当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还尚未有中文出版的情况下，“所闻”很容易流于概念罗列或难以有的放矢。上交自己的会议笔记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既无法保证全面也难以保障忠实；而篇幅限制亦不允许任何逐一概括演讲内容的写作方案。类似的关于切入角度与深入范围的选择问题同样也是OCAT北京馆的学术总监和出版部主任董冰峰在策划该机构的第一场公共项目时所面临的挑战：在国内艺术领域第一次正式展开的围绕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研讨班究竟应该以“求全”的方式来迎补知识领域的空白，还是应当在开场即就其研究腹地的某些关键论题展开讨论？而在中文语境下，上述二选一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亦存在如何切实保证广度和深度的问题。

董冰峰和他的团队给出了一个诚恳也更加合理的方案：将研讨会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的时间段内分为四期的系列形式，逐期展开围绕这位法国哲学家、艺术史学家代表性论著及策展实践的学术讨论。前两期面向提前预约的听众展开学科综述、专题研究和开放讨论，这样一方面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上聚集起中文语境下对于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兴趣人群和研究群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后期研讨的针对性和深入程度。2015年上中旬的后两场研讨会将邀请迪迪-于贝尔曼本人到场，意愿参与讨论的研究者可以在明年四月之前提交自己的相关研究论文（英法文皆可），由前者亲自筛选与会学者从而得以展开一对一的学术交流。

Pauline Boudry和 Renate Lorenz是柏林的一对艺术家，他们在影像作品与表演中通过对酷儿文化的研究来重述历史。

我们喜欢将我们的电影称为“拍摄的表演”（ FILMED PERFORMANCES），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记录表演。表演和拍摄是重叠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从过去截取一些材料，比如图片，影片片段，舞蹈，或歌曲，作为这些作品的出发点。

最近我们用了Pauline Oliveros所做的一首1970年的曲子，名为《To Valerie Solanas and Marilyn Monroe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Desperation》. 非常有意思，因为歌曲本身就暗含着特殊的临时性。你可以自己再做一版，但它们在你动手改编之前，就已经被演绎很多遍，此后也许也会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改编。这就令我们在对档案的兴趣上，产生了新的角度，比如，我们如何运用过去的影像资料作为未来表演的“曲目”？

通过观看被遗忘的酷儿时刻，效果，动作，残留下来的片段，我们不仅想将它们作为一种政治介入（重新）考虑，而且也想试着再造过去，从而去诠释当代的一种欲望。回过头看，它们也具有一种建立非正常化行为档案的可能性。我们的作品主要是关注临时政治的具体化，我们认为学者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所说的“临时性异装”（temporal

艺术家李然刚刚参加了于瑞士日内瓦举办的Biennale de l'Image en Mouvement 2014（运动影像双年展），在这篇访谈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参展作品《逃离现场》（Escape from the Scene），以及在近期创作中遭遇的问题，展开的反思，与不断试图进行重新审视的意图。本次双年展将持续到11月23日。

我在日内瓦影像双年展的项目叫《逃离场景》（Escape from the scene，2014），由Arthub与AIKE-DELLARCO画廊共同支持。这件作品分别用5通道的录像与文献及现成物组成，作品基于对真人“密室逃脱（Room Escape）”游戏现场、“乐队排练室”、“野生鸟类公园”等特定环境的拍摄。在其中几频录像中，我分别拍摄了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和“乐队排练室”现场的影像记录，呈现了从真实记录到虚拟素材的截取、混淆、切换、再编辑、重组着各种多样性的描述，从真实记录到对受邀者的采访录音，一边拼接着各种网络来源的视频频段进行心理暗示，一边罗列着可见性的物品置放在展览现场。

这件作品中五个通道的视频分别有其独立的名字（“实验室”、“谜团之地”、“多重自我”、“鸟之乐园”“无题”），在录像中我重新编辑了很多片断式的网络视频以及不同的文本素材。这些素材来自于参与者贡献的描述，以及我对这些故事的一种想象，当观众进入展厅时他们会各种线索：

CIGE开幕预展当天，正值北京连续雾霾第一天。雾气缭绕的暮色中，奥体公园依然有戏迷在一阵阵吊着嗓子，尖利的声音给压抑的天气平添了几分清冷。奥体旁边的国家会议中心，则并没有受到天气的负面影响，依然是人进人出：一边是参加高科技展会余兴未尽的IT人士，另一边则是风尘仆仆走向CIGE的艺术热爱者。博览会沉寂了一年，想起2012年第九届的“清静”（见艺术论坛中文网2012年4月所见所闻），对这一届的期待大了许多。至少在未进入现场前，一切还是未知的吧。

几位中年男士提前走出来，在污染中的户外聊天。我走过去时听见一位先生抱怨场内的粉尘太大，都是前一天施工装修留下来的。不过，现场的人还是很多。入口处，两名上身裸体涂着彩绘的男子四处走动，接受着人们的拍照。询问得知，这是艺术臻酿推广红酒的活动。市场总监罗兰透露，他们与方力钧合作，推出印有艺术家作品的限量红酒1,9999瓶。穿过人群，我看见常青画廊的沈燕坐在汉斯•欧普•德•贝克（Hans Op de Beeck）的亮晶晶的装置《虚空》上，于是走过去，问她销售状况。她简短说了一句“暂时还没有呢。”我想继续询问，她表示总监白飞德（Federica Beltrame）马上要去一场宴会，没有时间细聊。

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展位外墙上，是宋陵的旧作《无意义的选择》系列。夏季风被人们包围着，忙得不可开交。我上前与展览总监佟娟娟打招呼，她有点惊讶：“你们还关注

说起为什么创办“激烈空间”，话就要绕得远点，中国当代艺术似乎已经经历了所有该经历的东西，开始有点虚无了。不过，我倒并不认可中国当代艺术普遍堕落和商业化的说法，说这话的人倒像是给自己找理由，可能我看到的更多是焦虑，艺术家的激情还在，所以更渴望抓住能抓到的东西。当代艺术不是一种类型化学科，不存在历史化的、阶段性的封闭经验，我的理解是要不断的重新观察和认识，再搅和进去。格罗伊斯说的当代艺术的“动员”和“聚集”功能，听起来是很好的说法，试着做，总觉得还隔一层东西，随时又被拉到一个“正确”且流行的框架中，这些迫使你不得不怀疑和犯嘀咕，包括对“实践”和“行动”的理解，也要随时更新和在地化，现在的焦虑和尴尬大多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一边觉得今天的艺术和政治没什么大的进步，一边又觉得列菲伏尔说的“缓慢革命”太保守。但话说回来，当代艺术除非是结构性的变化和调整，开创和挤进几个类型开发真的意义不大，更谈不上沾沾自喜，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新招，没有具体目标，还要寻求突破，唯一能用的还是笨方法，也是老办法，就是借助“试探性实践”，这里强调“试探性”，来自一个感同身受的认识，就是要警惕的远比要做的更多。铺陈这些，可以说是解释创办“激烈空间”的原始动机，也是对艺术理论化的调整和解毒过程，当代艺术当然需要理论，而且了解了多少理论和说法，就要花多少时间来解析和软化，毕竟理论是普遍性经验的，而艺术要提供“例外”。和常规政治不同，艺术政治还是要借助个体经验的，它不宏观，偏碎片，漫无目的，自主粗暴，一天八个主意，什么都要掺上一脚。这样，也许才更切合艺术家工作状态：“不靠谱”才对，不能在现成框架中去找方法和解决方案，还得活在经验世界里，还得当“小鲜肉”，所有工作都要在这个层面中驱动和展开。

意大利艺术家吉阿尼•帕森提诺（Gianni Piacentino）的雕塑和墙面作品，是以速度，商标和工业美学为基础。虽然涉猎了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但帕森提诺的创作从他60年代与贫穷艺术的紧密联系而对类型化提出了反抗。他的作品部分是与他终身对摩托车的热爱有关，所以制作了广为人知的交通工具雕塑。在此他谈论了目前在柏林VW （VeneKlasen/Werner）画廊的展览（Andrea Bellini策划)，这场展览将持续至2014年11月8日。

展览中最早的作品来自这一时期：当时几个意大利艺术家，尤其是吉欧罗•鲍里尼（Giulio Paolini），正在试图超越绘画的范畴。问题是：“好，这是画架。我们用它来干点啥呢？”我喜欢不锈钢之物，所以我想看看画是如何做成的。曾经我让木架把我的画架做得很厚。技术很重要。所以我的极简主义雕塑1965-66年出现了，这些都是展览中最早的作品。

1967年，和贫穷艺术组织断交后，我休息了一下，开始修复一辆30年代印度制造的老式摩托车。在修车的过程中，我产生了顿悟。我决定要重整生活，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到那时，由于我的极简主义作品，我已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学术性的工作，随着新风格的发展和出现，和艺术史产生了关系。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做点别的？”当时，第一批带着翅膀的交通工具就出现了。

我的作品与极简形式，恋物文化，自行车有关，也有一种对非常特别

关于展览结构

做双年展的策划人，你必须一方面考虑双年展的现有结构和本土语境，同时还需要努力带进来一些你自己的结构性元素。我看了2012年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策划的台北双年展，觉得很有意思，但这次我想要跟上一届拉开一些距离，所以第一时间就定下了几条主要原则：不要过多展场，不要文献资料，只展示作品。我希望让这届双年展在视觉上尽量强劲。以此作为出发点，接下来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艺术家带领你发现下一个艺术家，展览一步步慢慢成形。

此外，我的另一个侧重点是关注新一代艺术家。最近的国际三双年展，尤其是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人物占了很大比重，关于当代艺术的现在和未来倒少有言及。而我想把赌注下在未来上，尝试寻找并理解当代艺术正在形成的一些新方向。所以，今年的台北双年展里除了尼可拉斯•乌里布鲁（Nicolás Uriburu），工藤哲巳（Kudo Tetsumi），琼•乔纳斯（Joan Jonas）以及去年去世的胡迪尼森•朱尼尔（Hudinilson Jr.）以外，其他参展艺术家都相对比较年轻，其中不少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生代。

仔细看你会发现此次展览中有很多艺术家专注于对物的微观分析，即从物质构成的角度来描述世界，或者与其他类型的生命（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对话，比如帕米拉•罗森克朗茨（Pamela Rosenkranz），罗杰•海恩斯（Roger

沪上九月，博览会扎堆，人们几乎一周赶一场。龙腾大道上，每隔几米就可见到西岸博览会蓝白相间的宣传条幅，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想到海天相间的澄澈与开阔。大道的一边，是新建成的高端楼盘，因为崭新而显得人际寥落；另一边是轮船穿行的黄浦江，江边游乐场升起的几个大红气球，显得多少有些突兀。打开手机，有人朋友圈里询问去西岸的路线。比起市区的拥挤躁动，这里更像是一个出售江景房的新兴小镇，一切尚未真正活分起来。前方的西岸艺术中心门口，起重机吊挂着一个灰黑色的写着博览会名字的大方块，徐徐转动。 这个粗悍的大机器，与场馆外整洁有序的环境相比，产生些许违和感。

这家原是上海飞机制造厂冲压车间的艺术中心，被分为两层，一层是画廊，分为ABC三区；二层是以设计与媒体的展台为主。此次参展的画廊在数量上是严格控制的，令展场显得小而有序。若用大型博览会走马观花的看展节奏，则很快就会将展场转完，但显然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西岸，慢走细看，似乎与规模更相称。入口处，迎面而来的是佳士得推出的曾梵志的《无题》系列之一，博览会伊始，私人洽购处就聚集了不少人。紧邻的James Cohen画廊，正在播放美国艺术家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最后的天使》（2002）等五部录像作品，维奥拉在中国艺术爱好者心中的名气和分量，为画廊聚揽了人气。

刚开始不久，星空间的孟玥辰就告诉我:“已经卖了四张画。之前也预售了一些。现在销售已经快

年轻的瑞士女艺术家茱莉亚•斯坦纳（Julia Steiner）正在麦勒画廊（北京）举办个展“净空－深声”，该展览是她第二次在中国做驻地项目的成果。两次驻地使她有机会进一步游历了解中国，但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与在创作时对于主体的坚持成为了她令人着迷又困惑的两端。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9日。

很幸运的是，正当我完成学业时，得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拨款，这样使得我从大学出来之后还有机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是因为一开始没打算做艺术家，这使得我有更多的自由去发展自己想要的。

找到现在的方法是近些年的事。一开始我就习惯在非常大的纸上工作，而且早期的绘画（大约在2005-2009年）带有具体的形体和场景，有人、动物、植物，后来变得越来越抽象，也从纸张上逐步转移，进入空间（就像这次展览，更多的是直接绘制在墙面上，进入空间，成为空间的一部分）。绘画时，同步的也做小型的物件、装置，这是我的习惯，但是很少会拿去展览。我希望这些物件能够和绘画一起展示：这次展览场地中间，涂上了黑漆的黏土作品就和平面绘画配合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展出它们。

回应你问到是否受到全景画（panorama）或者幻觉制造传统的影响，这两个在空间中直接完成的大型“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