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巨匠沟口健二，曾凭借影片《西鹤一代女》（1952），《雨月物语》（1953），《山椒大夫》（1954），连续三年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大赢家。尽管这些作品DVD在国际上发行过，但早期的很多影片却并不为人知晓。这一次，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为沟口健二做一场全面的回顾展，届时放映三十部尚存的影片（1923年至1956年期间，他拍摄了八十多部），大部分是35毫米，少部分是16毫米。这可以说是全城近期最为重要的一场影展了。

沟口健二之所以被誉为女性导演，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片以女性为主角，而且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无论是战前战后，还是封建时代的日本，他都同情体恤女性的遭遇，对她们厚爱有加。与此不同的是，她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无情无义者，甚至包括《我的爱在燃烧》（1949）里面那位支持女性权益的激进头领。根据情节可以判断，即使在沟口健二那些失传的影片里，上述特点依然存在。起初他遵从的是“新派剧”（shimpa）传统，这种戏剧形式经常用于表现被社会环境和丧心病狂的男性所毁掉的自我牺牲的女性----女性受难的表现手法和视觉风格，将这种类型提升成高调悲剧，尤其是他晚期的影片。如果说他的故事里，大部分女人都是艺妓或街边娼妓，那是因为他心有戚戚，认为这样的环境具有一种象征性，表现的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吞噬。

一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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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德里克•贾曼开始拍摄《英伦末日》。《以卵击石:贾曼电影日志》（Kicking the Pricks）正是写于这部影片拍摄期间。书中汇集了贾曼的日记，访谈录，剧本札记，私人照片和剧照。作者坦诚地写下了个人的成长轶事，对电影与艺术的感悟。虽然这些文字与电影的拍摄几乎同步进行，但银幕上的癫狂极致，在贾曼笔下却几乎荡然无存，文章读来颇有一番“闲话把桑麻”之意味。

日记体的随笔，都冠上了小标题，看似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时过二十年，一切已淡然。在贾曼式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他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的性经历。每段经历只是一个片段，貌似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气氛里，已过不惑之年的贾曼，写起青春时的那个自己，仿佛是隔着镜头去看另一个人：这个小孩不太合群，欲保持纯洁的身心，他认真学画，想画下南部平原的红土地。六零年代的英伦，恍如一个梦境：年轻人在舞池里听着披头士的音乐跳舞，结伴去老电影院里看帕索里尼的电影，学校老师翻阅着一本名为《嚎叫》的书，另类小圈子的集会一个接一个。写起这些，贾曼的笔调是轻松诙谐的，连在俱乐部与警察的冲撞，都带有搞笑与自嘲的色彩。

书中对父亲的长篇描写令人动容。很难说贾曼的性取向，是否完全与他有一个保守失职的父亲有关。其中多少有些瓜葛吧。他对这位男性家长的感情是复杂的，似乎是恨多于爱，确切而言，是恐惧与疏离，这其中还夹杂

川籍艺术家张小涛的创作实践围绕着新媒体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并试图从中发掘出面对宏大主题时当代艺术所能提供的严肃思想方案。近几年在其绘画与动画作品中，张小涛对于精神、宗教、政治与社会等多种问题进行了图像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在其于金鸡湖美术馆的大型个展“空影——张小涛作品（2009-2014）”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我们特别就本次展览与其创作经验对艺术家进行了采访。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6日。

对于我来说，“图像修辞学”是个人工作方法的支点，或者说是一个起点。艺术家往往是现实世界的精神转译者，转译的过程既是编码也是解码的过程，我在“通道”系列的作品中抽离地缘政治中的暴力事件图像，把这些图像重新“编辑”发生在诸如地铁、通道或机场等某一去掉地域特征的公共空间中，用蚂蚁的视点来观看这些戏剧化的场景。而当这些符号和图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之后，艺术家工作就有了转换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的工作是依赖经验的，当我们丧失经验之后，还能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实践呢？我试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图像和符号背后隐秘的线索，比如在图像结构，图像修辞，叙事逻辑上找到自己的脉络、观看方法以及个人视点，它们将会共同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场域。我希望在自己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形成不同的视点和方法，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证明的共同体。

我在

《刺痛我》大概定义“接地气”可能的一种含义，就是即便有再多天花乱坠的可能，想象力还是放在眼前即当下。这部动画电影广泛地被冠为“中国第一部独立动画长片”的历史标杆，也在法国昂西、荷兰动画节等多个业界规模最大的影像聚会中获得肯定，同时出现的是如雷磊、吴超等一批专攻这个门类且不断成熟的电影人和艺术家，在艺术空间和电影/视频节之间来回跨越。最终《刺痛我》在土豆网获得超过百万的点击，在至今还没完成正式DVD发行的情况下顺利抵达了国内观众，同时解决了盗版的问题，成为了一部“开源电影”。近日导演刘健结束了在纽约四个月的访学，临行前在多所名校再次巡回放映了《刺痛我》，本次访问在这次巡回期间完成。

周昕：因为这是三四年前的作品了，现在和你做这个访问，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再问你一遍，这样最后整理的时候比较全一点。开始我想问您的背景，从《刺痛我》开始说吧。

刘健：《刺痛我》是我2007年开始制作的，是根据我1996年写的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整个故事框架结构和小说是一样的，因为是小说写好后的十年后了，所以电影把故事设定在2008年左右的南方，增加了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小说是单纯一点的故事，写的是年轻人的挣扎。没有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里核心的部分，就是主角救了老太送她到医院，然后被警察冤枉这一段，原来的小说里是没有的。

周：所以基本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你如何看写实和电影的关系，还是有很清楚的虚构性在里面的。

《窗户，镜子，桌面》（WINDOWS MIRRORS TABLETOPS）是美国摄影家卢卡斯・布莱洛克（Lucas Blalock）2013年出版的Artist Book，限量发行1000册。从书名来看，窗户和镜子一直被人用作摄影的隐喻，布莱洛克将其与“桌面”这一新鲜概念放到一起。很明显，作者对摄影史有充分的意识。（尽管艺术家本人的说法是，他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玻璃店里偶然发现了这个词。）说到“桌面”，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如今在其上可以对照片进行自由加工、修改的电脑桌面，后者可谓是对摄影现状的忠实反映。

实际上，布莱洛克对照片加工本身的强调几乎到了过剩的程度，懂photoshop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艺术家到底做了哪些改动：两张或两张以上的照片被漫不经心地拼到一起，从中甚至还能看出作者移动光标时粗糙的动作，最终成品宛如拼贴或抽象画。看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桌面”这个词跟里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在分析劳申伯格的拼贴表现时提出的“平板”（flatbed）概念正好互相重合。

这些果真是照片吗？如今，没人会认为我们平时在广告里看到的模特的脸就是真实的写照，考虑到这一点，也许“照片是对现实的准确记录”这一共通认识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淡薄。布莱洛克的照片将上述事实推到前台，令人忍不住联想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尽管后者将多重视角引入绘画领域，但自文艺复兴时期一点透视法确立以来，很多画家就已经在作品中偷偷使用这种手法。可以说，通过强调该手法中的不自然和矛盾之处，立体主义重新审视了绘画表现的惯例传统，同时找回了属于绘画的现实性。

来金娜200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此次在01100001的个展《满满的空》展出的是她从2010年开始进行创作的彩色铅笔和圆珠笔系列的作品。平常生活于北京密云大山里的她大部分的时间都专注于劳作、绘画和阅读，这也让她的绘画有着恬静的基调，然而近期她的绘画由对日常事物的描摹走向了“向内表达”与对于“隐形的物象”的更具实验性的创作方向。

我毕业于西安美院国画系，最早选择国画一方面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艺术家的谋生问题。我想如果有一门手艺的话，平常就可以用空闲的时间去画自己喜欢的，其实直到现在，虽然我已经慢慢地开始进入画廊体系，但是我对于卖画这件事情内心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有时会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还是不想用物质与金钱的东西把它们量化了。

我的绘画中只有红黄蓝绿这些最为基本的颜色，这样可以削弱我绘画中的倾向性。因为我觉得我眼中的颜色和形态不一定和别人眼中的一样，通过选择简单的原色可以让我的绘画更客观。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密云的大山里，在平时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除了在地里拔草、摘菜和收割，就画画和看书。农村的生活和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本能的需求，从小我就出生在农村，小学三年级才到的北京。现代都市生活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亲近，我到现在都很少上网，手机也一直用着最基本的功能。网络上的大量信息会耗费我很多精力，因此我尽量回避，但这也给我身边的人们造成了不便。山里的生活会让人忘记存在的时间，不记得年月日，不记得星期几。因为一切都很简单，不需要以时间为单位来规划生活。现代生活的很多工具都会将我们自己分割成很多碎片，虽然看上去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多，但是这也让我们丧失了专注的能力，高频率的信息覆盖让我们几乎很难去只深钻一件事情。

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是一名艺术家，作家，教育者，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一直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女性主义批评。在此，她讲述了即将在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在洛杉矶的芝加哥：朱迪•芝加哥早期作品1963-74”，此次展览时间为四月四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她目前的展览遍布全美，包括在泽西城的Mana 当代，宾州佩恩州立大学的帕默博物馆，华盛顿的国立女性艺术博物馆，哈佛的Schlesinger图书馆，圣塔菲的新墨西哥艺术博物馆。Monacelli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她的新书《机构时间：工作室艺术教育批评》（Institutional Time: A Critique of Studio Art Education）, 并且也将于四月八日出版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研究的著作《晚宴, 1979》（The Dinner Party, 1979）。

《晚宴》（The Dinner Party）给我带来很多关注，虽然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它阻碍了外界对我其他所有作品的认识。我创作量巨大，有一些在最近的“太平洋时区”（Pacific Standard Time）展览中有所展示，这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我的作品规模范围的兴趣。从1963年到1974年，整整这段时间我都在研究女性历史，研究我的前辈们，发展出自己的图像。我学中国画是为了用喷雾器时让画面尽可能更精准。女性是被历史消费的而不是被历史认可，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盘子上画一百个历史上的女性的抽象画，取名《伟大的女士》（The

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曾经在她著名的艺术批评文章《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吗，琼斯先生？》（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Do You Mr. Jones? 发表于1973年的Spare Rib）指出在琼斯的艺术作品中做为女性的“女性”形象是缺失的。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艺术理论研究特别是女性电影理论研究中，不少理论家都指出，尽管女性角色充斥银幕，但女性本身在银幕上几乎是消失不见，她们更多时候只做为与男性有关的一个附属性别而存在于电影中。也是从那时起，在电影创作中女性主义做为一个崛起的意识形态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而改观了男性角色占主导的银幕世界，甚至“矫枉过正”形成了一个强大几乎无所不在的女性主义“审查与自我审查”机制以监督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展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2014年拉斯·冯·提尔 （Lars von Trier）的新片《女性瘾者》（Nymphomaniac Volume I & II），才能理解这四个小时的银幕时间给观众带来的巨大冲击：除去大量的情色、虐恋和暴力的描写外，影片中充斥了与“性”相关的大量立场含混不清又充满符号化意义的内容，虽然通篇以女性为主要角色，却又让人似乎隐隐看到了那个将其挤到一边让她处于被支配甚至是被利用的原始意图。


从六十年代开始，“性”就一直是女性主义者们用以解

编者按：扬•霍特（Jan Hoet）是比利时SMAK的创始人（比利时根特市当代艺术博物馆）。他因策划展览“友好之屋”而名誉海外，1986年，五十名欧美艺术家受邀，为根特的五十个家庭创作作品。1992， 他策划了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1975年至2013年，他一直担任SMAK的策展人。2014年2月，扬因病去世，比利时首相Elio Di Rupo表示哀悼，认为比利时“失去了一位教父”。作为馆长，策展人，在艺术界他最伟大的成就是“推倒了当代艺术之墙”。表演艺术家玛利亚•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撰文，回忆了老友。

像扬•霍特（Jan Hoet）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扬属于一个稀有罕见的艺术部落，这个部落以充满生命冲动的独特视野，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扬1968年策划了传奇性的展览“友好之屋”（Chambres d’Amis），在这之前我认识了他，成为好朋友。他精力旺盛，做各种事都充满热情，很快令我产生共鸣。

在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他邀请我去比利时的根特做一场大型展览。我告诉他，藉此机会，我会打造一个阿根廷探戈之夜。扬对这一切充满热情。我们将这场活动称为“迫切之舞”，并且对场地做了严格规则限制。

四百五十人受邀参加，此前已经告知他们用六个月去学习阿根特探戈的基本规则。男士要求统一穿上晚礼服，抹上发油。如果忘了，他们可以去门口，右边有一大盆润发油。女人要求穿除了红色的任何颜色的晚礼服。我们甚至还请到一个阿根廷探戈乐团演奏。

“我们是特殊时刻的特别专家,”现居圣保罗的年轻策展人Ana Maria Maia上周在位于玻利维亚－韩国－犹太聚居区Bom Retiro的“人民之家”（Casa do Povo）这样对我说。她所说的时刻可能是指Lygia Clark, Lygia Pape, Hélio Oiticica及其同代人发起后来被人称为“新具体主义”（Neo-concrete）运动的这种在艺术史上留名的时刻；也可能是指世界杯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即将在巴西举办的体育盛事，两者均是国内发展和国际注目的强力催化剂。或者，她指的是如今遍布全国各地的去中心“时刻”：各个艺术或非艺术小组开始将自身视为政治团体，并表明在这方面的能动性。

过去十年，巴西在充满对立斗争的复杂进化过程中已在国际艺术界里获得了自身不可动摇的坐标位置。上星期，其主打艺术博览会SP-Arte已经举办到第十届。尽管一周以来的各种开幕和庆典活动都围绕SP-Arte展开，但也许最能说明圣保罗艺术界现状的还是Maia所说的这些分散的独立“时刻”。

前文提到的Casa do Povo是近年在圣保罗诞生的若干另类空间之一。这些空间大部分都不在Jardins或Vila Madalena这种时髦的画廊区，而是散布于市中心周围。该地区犯罪率虽然居高不下，建筑上却非常迷人。和回收用作艺术展场的旧工业大楼不同，Casa do

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作为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一直在电影与当代艺术的交叉地带发生，或者可以说，他是当下以电影媒介介入当代艺术创作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不久前他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工作坊，我们借此机会邀请其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以及关于电影的思考。

1995年的时候，我被Regis Durant邀请拍摄作品《界面》（Schnittstelle），当时我想，真是太好了，我又得到了一些之前没有的途径。之后我意识到，差不多这成为我可以创作的唯一途径，现在大多数我的创作都是通过艺术空间的。总的来说，很多实验电影从银幕走向艺术空间，不是从电影院的银幕离开，是从一些小俱乐部或者地下的平行放映系统。这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美术馆空间有更多样的观众群，他们对各种话题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实验电影。就像我周末在北京做讲座的那个区域，798，你能看到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不是就那些每次都能看见的固定的熟脸。

在某个意义上，这种处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艺术空间中，人们准备着要问他们自己，这里用的是什么样的符码（code）？我得找到它。通常人们去电影院或者电影节，他们已经知道都有些什么符码，他们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这个差异给了我更多自由。当然同时，我也试图不去关注这个差异，一些在我的线性作品中会运用的手法和结构我也会用在我在艺术空间的作品中。在很多方面，比如那些多屏幕的作品是一些你无法在电影院中实现的东西，至少不是用同样的方法。这就带给了这些作品自主性和特殊性。我的作品中的很多话题不是一般电影，甚至纪录片会去涉及的。这正是我对它们感兴趣的原因，我想看看我们能否找到可以去表达它们的电影的语言。为什么总是都一样，关注同样的话题？为什么不拓宽范围？

2013年年底，由于要做一个文章，想和吴天明导演交流，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他说他正在重庆参加一个活动，希望之后再约一个时间。当看到吴导去世的消息，心下自然是觉得十分突兀的。我和西影厂的老美工师、导演何志铭先生通话，他是吴导的好朋友。何导演说他最近建立了一个“难忘西影”的微信群，吴天明也在里面，吴在群里面的名字叫“老兔子”，可能跟他生肖属兔有关。前天他在群里发了一个老职工去世的讣告，吴天明还就此做了一首诗。没想到今日遽然去世。他在微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吴天明，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拓荒者，以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为证。中国西部电影的举旗人，以电影《人生》为证。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破冰船上的掌舵人，以电影《老井》为证。是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当代伯乐，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何平、芦苇、何平、顾长卫、赵非、曹久平的崛起为证。他领导的地处中国西部一隅的西影小厂由弱小到强大，成为中国的好莱坞，走向世界。他对中国大西北乃至黄土地的奉献，必将与石鲁、路遥齐名，永生长久，辉映人间！”

这一段文字基本概括了吴天明的一生。

一

其实要回顾吴天明的电影生涯，必须从两方面回顾，一个是他作为电影厂领导，一个是他作为电影导演。在这两个方面，吴天明的成绩都十分卓著。要说明吴导演作为电影厂厂长的功绩，网络上资料也已经很多了，无须我在此处赘言，但是我这里说几件见证人的趣闻，比如何志铭导演去年曾告诉我，在吴天明之前，西影厂在中国几大电影厂里面地位寒酸，上影、北影、长影一直是电影业的龙头老大，西影是小厂。记得当年西影厂的片子在上海拍，因为道具的问题需要上影厂帮忙。何导演当年还是美工，他去上影借道具。看门的老头不让进门：“西影厂？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