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开幕还有一个多小时，由藤本壮介（Sou Fujimoto）设计的余德耀美术馆（The Yuz Museum）大厅已略显拥挤，好在建筑上下错层丰富，每位等待的观众都找到了合适的一角围观即将发生的一切。入口前方平台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橄榄树附正方体泥土底座成为大厅最高点，曾担任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馆长的杰弗里杰弗瑞•戴奇（Jeffrey Deitch）公开表示非营利性质的博物馆面对私立收藏机构的各项有利条件倍感压力，他提到余德耀为收藏卡特兰的橄榄树承诺建立专门的玻璃暖房，并也因此可以与画商讨价还价。

转眼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拖着行李赶来，同时艺术家施勇也在微信朋友圈里称刚到达机场，打算放下行李再奔赴开幕晚宴。当日香港艺术博览会还在进行中，问起销售情况，多数画廊家脸上洋溢起轻松和满意。连续多年参展的画廊家透露今年的明显趋势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占据了主要销售份额，去年带来西方大牌艺术家的画廊也纷纷调整策略，选择自家代理的亚洲艺术家参展。

有藏家说这次去香港什么都没有买就回来了，初到博览会情绪还高涨，多逛两圈冷静下来就有些困惑，到底应该买什么。不管是否考虑升值空间，但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荷包。以前买作品都是跟着感觉，买自己喜欢的作品。但看了那么多年后，有个一直解决不了的疑问就是：如果在历史中，只有部分艺术家被保留下来，那是不是还有很多被遗忘了，能够操纵这一个机制的究竟是谁？是不是跟艺博会一样，在藏家挑选之前已经被某些系统筛选过了？

香港大致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总是带着某个目的而来，然后带着某个达成的目的而去，其间也许舒适，也许失措，但大抵都是以过客的速度，或不相干者的姿态。在从机场奔赴酒店的出租车上，司机操着纯正的港式普通话问我们：“你们是来参加那个XX交易会的吧？最近来了差不多7000人，酒店都住满了。”我们解释道，我们是来参加Art Basel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不过司机业已认定“XX交易会”与“艺术博览会”无甚差别，且我们这些陆客终究是由于某些现实的缘由才出现在这个玲琅满目却又乏善可陈的岛屿上——不过话说回来，香港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合进行博览会的地方了，就因为她的丰富与单调是如此亲密与和谐，这不正是博览会本质的写照吗？密集的楼宇，狭长的天际线，汹涌的人群，你在香港的每一个瞬间其实都置身于一场处于进行时的庞大Fair中。

到达香港会议中心的时候已是傍晚，VIP们早已将博览会“洗劫”了一番，各种红点贴满了展墙。在一层大厅David Zwirner展位处遇到年轻的画廊家晚晚，她直言这间画廊界的巨擘销售情况极佳，甚至“比历年都好”；而就在对面Marian Goodman的展位，年轻的批评家王辛正临时充当着“顾问”的角色：“没想到博览会会这么累！”博览会确实是一种汇集与相遇的景观，一种对于信息与网络的凝聚，各种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疲惫与兴奋纽结于此，在与《艺术界》新任副主编洪迈（Einar

艺术巴塞尔，迈阿密巴塞尔，香港巴塞尔…巴塞尔巴塞尔巴塞尔。

今年，第三届Frieze纽约跟第二届香港巴塞尔几乎追尾撞上了，就好比衔接不太一致的淡入淡出镜头一样，有些人在一个城市睡过去了，两天后醒来发现自己换了个地方，不知道身处地球哪端。

不过没关系。我还不知道我究竟爱不爱香港，因为我不太确信我是不是真在香港，还是说，我眼前的这个“香港”只是给又一个巴塞尔艺博会装的门面而已。（很漂亮，玻璃，港湾，霓虹闪烁，小山坡亚热带的植物。）

至少我确信我们是在巴塞尔艺博会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才周一，我就已经在一场晚宴里了，这场晚宴是K11艺术基金会为张恩利举办的，在Gaia Ristorante，我想着我和我同事当晚在另两场晚宴的座位安排, (分别是亚洲协会香港和伯格收藏的宴会)，来回的路途感觉就如一杯被赞助的香槟酒（瑞纳特？伯瑞？）那么惬意。

很奇怪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混在了一起，就连那些新生事物也是。那不是上周在纽约才见过的Bernadette Corporation艺术小组，还有K-Hole，还有突然冒出来的观念品牌战略专家Paloma Powers？“Paloma is our alibi。”安德烈·希尔（Andrea Hill）在都爹利会馆周一晚的活动上告诉我。都爹利的活动聚集了一些最棒和最活泼的（或者说最干渴的）人，大家庆祝田霏宇的展览“后感性后遗症”。“她比Reena

进入“八种可能路径”的展厅，我必须先穿过一个狭窄的走道，走道里充满了北京胡同里录制的各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在这件作品里收集了老北京胡同里日常生活的各类噪音和音响。装置《胡同声音》（2014）在引导每一位参观者进入展览的同时，也提出了德国有关现代中国语境讨论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即：在大商场逼迫下面临消失命运的胡同。

周二晚上在Uferhallen的开幕式吸引了很多外交上的关注。Uferhallen原来是柏林公共交通系统下的一个车库，现被改装成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展览是2014年柏林－北京结为兄弟城市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过去几个月，整个柏林都笼罩在中国热的氛围之下：首先是习近平首次正式访问柏林，而德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艾未未个展推迟很可能跟此次官方访问有关，后者在Martin-Gropius Bau的展览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过去几个月，德国各大媒体都纷纷刊载了批评、分析和观点文章，讨论此次得到两国官方支持的展览将如何改变现有的话语叙述。艾未未个展开幕后，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不是只有艾未未”的文章。但在其他相关的中国艺术家里，作者只列举了一个例子：某人工作室前助手，赵赵。“八种可能路径”是建立新叙事的一次尝试。

面积巨大但人潮涌动的展览大厅依旧保持了车库空间的魅力。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教授和柏林市市长Klaus

第八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1977-2014），于近日在瑞典家中猝然离世，年仅36岁。本片问世后，获得很多奖项，也在中国影视爱好者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文编译自2012年《寻找小糖人》DVD发行前夕，英国《独立报》对马利克•本德让劳尔所做的访谈。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电影人。

独立报：你是怎么听说罗德里格兹的？

Malik Bendjelloul: 我背包在非洲和南美溜达，带着摄影机想找点故事。共找到六个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起初我并不相信。他们说他的音乐和滚石一样好，我说当然你们会这么说了，因为你们是粉丝，粉丝会喜欢任何奇怪的音乐，但我去开普敦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问他们“你见过这个人没？他们都说他在这里很有名，名字叫罗德里格兹，你听过吗？”每个人都说：“你什么意思呢，你问我听过他么？这么问就好比问我是否听过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一样，我当然听过罗德里格兹。”然后我就从另一个角度去听他的音乐，当你听了之后，当然，确实非常非常好。

独立报：从你初次听说这个故事到作品问世，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MB: 2012年1月首映，我第一次见到糖人（Sugar）（故事中罗德里格兹的粉丝）是2006年，08年开始全职做这部片。

出生于德国，如今作为艺术史学家、独立艺术评论家以及策展人的杨天娜 （Martina Köppel Yang）策划了上海外滩美术馆最新群展“以退为进”。有意味的是，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名单成分复杂，囊括了已故艺术家，当代艺术系统以外的文人、政治家等。“以退为进”所针对的时间焦点或背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持续发生的“传统回望”热潮，以及围绕传统媒介与艺术市场操作间错综复杂、难以梳理的关系，我们就这些问题对策展人进行了专访。展览将持续到8月3日。

5个月前，外滩美术馆探问我要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展览，我答应了，理由是之前我曾策划过一些与之有关的展览。比如说，2006年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一部分便是由我策划。不过，这意味着我只有5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我选择了那时有过合作的艺术家， 因为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相当好的作品。郑国谷，阳江组，杨诘苍，蒋志，我都比较熟悉，我确信他们一定会做出很有意思的东西；至于另外一部分艺术家，虽然我们彼此没有合作过，但我了解他们一贯的创作质量，这样的选择会让我放心。我的策展初衷是：不管艺术家是否已经功成名就，只要能作为引证的素材就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特别选择了那些与展览题材有关、却不能经常见到的作品。

最近几年，和中国传统媒介相关的展览很多，但许多是重复性的讨论。虽然我长期从事与东亚艺术史相关的研究工作，可我对这类展览的确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

崔岫闻，生于中国哈尔滨，1990年毕业于东北师大美术系，1996年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班毕业。从最初探讨女性身份的架上油画，到备受关注的《洗手间》（2000年）指涉女性与社会的融合与抵抗，再到最近的“缘系一生·灵魂之爱”，艺术家使用了九种形式来解构“身心灵命”的生命主题，试图将个体与宇宙进行精神层面的连接。

现在我所有的想法都起源于小时候蒙昧的种子，当时周围的人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而自己总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只是察觉到自己不喜欢所处的生活环境，上大学离开家的那天，我回头看我的母亲，知道我绝对不会再回来。那一刻代表着决裂，虽然当时并没有所谓具体的理想生活环境的构想，但是内心的种子在长大。它的萌芽开启了我精神性的拓展，多年的创作实践让探索的路更加坚实。通常我们通过知识、学问、技术也有可能获得事物的本质，但是我选择以艺术作为载体，走生命觉悟的这条路，我生命的空间被拓展了，最直观的表现是五感官被打开。例如以前用眼睛去看事物，于是用视觉来呈现，现在可以用耳朵去听，用身体互动，加入感觉进来，于是可以自如地使用装置、声效、对话等形式，更多通道被打开，才能游刃有余的将多重元素综合起来。

我们总说，比如现代主义，它对应的是一个比较公共的东西，哪怕它的态度是批判的或者颠覆的，包括中国以前也有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包括西方，包括中国，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我们无法再去对应——谁都不是主流。整体的文化公共性消失了。电影可能还好一些，它有自己的铺陈关系，按我的说法，它是“复数”的。一幅画其实不具备这种关系，它就是一张画。我认为如果讲到绘画本身，现在存在最有效的方式是复数的，画和画之间整体构成一个空间，再用这个空间去支撑每一张画，每张画对应的“公共”其实是这个空间。从某种角度来说，一幅画并不重要，它是一个连接结构的点。我其实想要强调的是结构方式。想要这么做的前提就是，作为当代文化来说，独幅的绘画已经比较无效了，因为没有公共的参照系了。我觉得工作起来有意思的是，图像间是互相反映的，是从现实里来的。我是在做一种结构——我怎么连接这个世界：这个图像和那个图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改造图像，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一个进入另一个，在其中找到一个合理性。这个过程中原始图像开始变异了，结构关系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张慧

“广场”是张慧过去两年的工作报告。我们惯常以展览作为划分

一年一度的“艺术北京”如期而至，但当日去博览会看作品兼顾社交的人群明显被“分流”：一部分人被林冠画廊傅丹（Danh Vo）个展的开幕所邀请，去Temple吃高大上的晚宴，另一部分人则在为稍晚艺术家张鼎于香格纳北京空间的“一场演出”做着摇滚的准备，故在家养精蓄锐。继而，这种分众效应所影响的不只是“2014艺术北京”，当晚整个北京艺术圈的人流都似乎在“多”与“少”之间进行着某种颇有意味的涌动。

在博览会现场“难得”见到一家韩国画廊（PYO GALLERY)，展位里摆出了金准植（Kim Jun Sik)在高丽纸上画的照片级写实油画，其中一幅将“喜羊羊”同“猫和老鼠”放到了一块，虽然两者都是扭曲儿童世界观的好伙伴，但看后还是令人捧腹外加不寒而栗。与画廊工作人员几分钟的聊天里，免不了谈到韩系画廊的生存现状，高频词都是“都走了”，“也快了”，以及“那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占据两个展位，入口处在播放蒋志的“阿娇”录像。后来听一位艺术家介绍说，这个具有地中海古典名称的艺术机构其实是做新工笔起家的。“以前做新工笔，当时还比较便宜，运气好，收了不少，现在再做点别的。”由于我们的对话中多次用到“做”，而这种“做”又能在“艺术北京”上找到相应的现实结果，故而排比的听觉快感使人产生了造句的冲动：博览会上，机构（画廊）可以做一批作品，可以做一批艺术家，也可以做一批作品以及艺术家；既可以做艺术家的作品但不做艺术家，也可以不做任何作品只做艺术家。

离开“外滩三号”后，我从2012年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做一些外面的策展项目，也出版一些东西，比如今年出了这本关于徐冰的书（《关于徐冰的地书之书》），同时也在做一些独立代理（independent dealing）的工作。我觉得与其用我自己的名字去做事情，不如把它扩大一点，找到一些合作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了MABSOCIETY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策展办公室或者策展机构（curatorial studio）。一开始我们的办公室是朋友给我们免费用的，在一个写字楼的23层，但一直都不是很适合我们，比如吊顶、日光灯什么的；后来也赶上了房子到期，我就觉得我们该换个地方。然后突然这个地方（BANK，位于外滩的前银行工会大楼内）就出现了，我本来没想找一个做艺术空间或者画廊之类的地方，但一直都想找一个小的项目空间，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可以摆出来一些作品，一个又能工作又能玩儿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位置好，空间比我想象得大多了，这里又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展览以外你还可以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相比，包括北京，艺术活动不是特别多，两三千万的人口，艺术气氛还是比较低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老的国营单位的楼，这个楼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或者要装修。反正能留在这里我

阿斯巴甜小组的命名来源于英文Aspartime，借用他们在微博上的小组介绍“阿斯巴甜是专业非专业的全天候兼职的明确未知的艺术活动、计划、项目”，自2012年成立以来，阿斯巴甜一直以网络为创作平台，2012年借由微博他们展开了“Update微博计划”，2013年阿斯巴甜入驻淘宝展开了“Aspartime收藏计划”，以每件两元的价格出售艺术创作相关图片或方案。近期在应空间的展览“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是以他们的“idea”系列作为串联的一次线下落地活动，展览邀请了来自不同背景的23位参与者共同创作完成。

我们是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我们的专业都与艺术相关。回国后在几次聊天后，还是决定做成立一个小组，去消解掉一些太过于个人化的东西，我们的淘宝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的，现在你能看到“Update”、“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和“idea”这三个主要的系列。Update是回国后最早的一个项目，那时我们的工作模式还是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方式，就是我们将一些日常物品组装成小型装置，再进行摆拍，每天将拍摄的图片作为成品发布到微博，现在淘宝网上以每件两元的价格进行销售。在之后的这个系列“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中，我们以纯文本方案的形式，虚拟了一些人物并讲述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打造艺术家的高级定制项目，就是找到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普通人，为他量身定制属于他的艺术家形象并将他推广到公共视野中，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玩笑，从未实现过。“idea”系列更像是“Update”的升级版，在这个系列中我们的态度逐渐明确。我们将方案卖给别人，让渡了我们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让别人实现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做我们的作品。

“很高兴大家都来了！”十五足岁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创办人、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先生言辞朴素却很动容。此时南浦大桥脚下的“电厂”大咖云集，群贤毕至，瑞士驻沪总领事史伦博先生（Heinrich Schellenberg），上海当代艺术馆博物馆（PSA）馆长龚彦，CCAA总监刘栗溧，香港M＋美术馆国际策展顾问李立伟（Lars Nittve），批评家栗宪庭，策展人李振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皮力等等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扛鼎之士相继入座，好戏即将拉开帷幕。

“如果说有七年之痒的话，那么十五年意味着痒了两次。”回忆起“但有机会不挑剔”的边缘时期，艺术家曹斐如是感受这十五年。虽说正值参与当代艺术的渠道何止“越来越多”的盛开之年，但由“半地下”状态开端的CCAA所经历的十五载春秋，也许正如希客所言，“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漫长却适度，足够交待得过去了。”至少，4月27日的上海踩入了春雨萧萧的节气，令情绪懊糟却容许感怀。

下午4点半，发布会现场的气氛已伴着曝光的微信逐渐浓郁起来。红底黑字“CCAA15” 前，有着中国古典艺术收藏及工商管理背景的总监刘栗溧女士以主持人身份陈辞: 概括宏大的十五年信息，关键词是公平、独立、学术；方向则是CCAA一贯秉持的“International”的深化；未来内容被形象地构筑为“三角形”——评奖、文献、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