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2013.09.17

蒲鸿

作为“自我世界——新视觉艺术节”的三位策展人之一，目前生活和工作在北京的评论家蒲鸿在这篇访谈中畅谈了对策展工作的看法，目前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新一代艺术家的期待。“自我世界——新视觉艺术节”汇集了全国九大美院的新进毕业生的优秀油画作品，于9月7日至11月7日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展出。

在我看来，策展工作不存在一个先天的环境，如果谈到土壤是否最理想，那威尼斯双年展的现象该如何看待？这个平台够好了吧。策展人是面对具体问题的人，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些课题，让他策划一个时长一小时的展览，或者策划一个没有观众的展览，这些所谓的限制和规则应该是策展游戏的一个部分，让策展人感到刺激才对。我们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各种细微的处境，然后才是文化问题，这算不算得上一种职业道德？

我更喜欢策展中的规则，因为它们让你所面对的问题变得可见有形，对个人而言，也容易把我从日常状态拉回到工作和案头上来。具体到本次展览，我曾尝试思考“学生”这一主体，要知道，整个60年代欧洲的精神文化运动中，学生是最具有文化创造力、穿透力和批判力的群体。但这样的思考角度并不适合展览的语境，在后来的公共教育座谈上，也显示我和参展艺术家的对话受到很多阻碍，没法达成交流上的共识，甚至连差异和对立都谈不上。所幸的是，我一开始就把兴趣点放在空间上，当时和负责设计的建筑师交流过很多次，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不是完美，是平衡，在空间语言和艺术品之间形成的那种平衡关系。这一点，我比较满意。

观点 SLANT 2013.09.03

李杰谈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及香港当代艺术界现状

做威尼斯双年展时我其实试图做一个极端的展览，但做好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部分比较极端，因为这个所谓的香港馆，但我不想做一些很代表香港的东西，我就重新再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香港？后来找到了四个Keywords（关键词）：爱，恨，当下，方向。我觉得对香港的感觉，也跟我自己做作品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处理的是爱和恨之间很小的一部分，那种所谓不清楚的状态和情绪。而香港永远都是当下的，又不会放假，在中间已经主动遗忘了很多东西。可能那个展览本身反映不出来，起码情绪上比较极端。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整个人在改变。我想情绪上是比较极端，形式上基本上不想，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做比较多纸版画，这次一张都没有，好像故意把以前的东西放弃了；但不是说因为要做新东西那么简单。应该说我对情绪很敏感，我不会乱发脾气，但是很敏感，这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看新闻，主要是香港的新闻，看完每天都有杀人的冲动——当然是针对某些官员、特首等等。我就是香港长大的，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知道改变不了。我刚才说的当下就是这种感觉，香港太主动忘记自己的事情。

政治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有的。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真的是想反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那种很平面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事业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所谓艺术家就是很纯粹的事情，做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这已

采访 INTERVIEWS 2013.08.02

尉洪磊

艺术家尉洪磊的个展“任何事物都是极其重要的”正在魔金石空间展出。在这个个展中，艺术家展示了自己最新创作的细腻且富于想象力的雕塑与录像作品。我们特此邀请尉洪磊深入探讨个展的创作经验，及其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

当时我想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像这个名字，我选择了一些生活中遇到的物品，它们几乎从未影响过我，但后来又再次出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对这些东西的选择很困难，有一些需要我对它存在一些感触，或者说我觉得它具备一些在时间中的意义，比如像药钵，从特别古老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就这么遗留下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还有比较私人的物品，比如那两只猫，也算是小时候记忆里的一个东西，在最近的日子里又重新出现。我觉得我选择这些是因为在艺术创作的职业生涯里，作为艺术家的我可以去把握时间，我觉得这些物品可以拿时间说一些问题，能具备意义。

它们都是被转换过的一些东西，我想让它们具备“诗意”——我只能用“诗意”这个词，因为我不能说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有意义，就把这个东西像一个证明似的放在那儿，这不是我认同的创作方式。我希望它在结构上、在心理层面上给人一些感受，所以给它们安排了形式与安放的位置。但它们也有特别多“表演”的层面：虽然这些物品来自于生活，但我想去表达的那一面离生活又特别遥远。我认为完美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特别有“诗意”的东西，一个在社会中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所以我选择用“艺术”的方式去完成，大概是这样。

所见所闻 DIARY 2013.07.18

共同体的孤独

这次的成都之行伴随着的是对天气的种种揣测与不安。成都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以及暴雨造成的灾害已经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热点，在奔赴“灾区”之前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抵达蓉城之后发现受到的影响可谓既荒谬又严酷：所住的宾馆由于水源污染而连续停水三日。解决方案之一是每天都会由服务员向房间派送桶装纯净水，以备洗漱饮用之需，不过这种极不环保的“奢侈”待遇，根本无法代替在被潮热空气折磨一天之后的淋漓畅快。在水体发达的地方却碰上这样的事儿，也算是精确注脚了层层设防的“当代生活”的脆弱性。

对于天气同感焦虑的还有周末要开幕的机构与画廊。A4当代艺术中心本就位于远郊，更不希望因为阴雨影响开幕活动的质量。这座位于成都南部延长线的著名“富人区”麓山国际内的艺术机构，和很多国内成功的案例一样，都依托于房地产巨擘们的文化策略：引进以非盈利为目的的当代艺术事业，作为自身品牌效应的延伸。然而此“延伸”的动力与逻辑装置似乎总显得有些脆弱，其效果与价值总有需要检讨与反思之处：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践，虽然在现阶段显得生机勃勃，大有可为，但却因为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无限联接，与资本系统的直接亲缘关系，而多少让人对其可持续性与可能性保持一定的怀疑。机构的“中立”来源于母体企业的“不干预”，依赖于投资方对于当代艺术的某种“正确”的理解与判断，而非成熟机制下，例如董事会制度的“民主”效应。企业文化是否真的兼容当代艺术的思考向度，是否能充分稀释资本运作下独立与受宰制的矛盾，还是依然以一种变相的趋利态度，将当代艺术当作某种昂贵、璀璨的勋章，这一切除了等待时间的检验之外，其实也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机构反身思考的重要起点。

采访 INTERVIEWS 2013.07.09

杨冬雪

“地一现场”作为位于798园区内为数不多的替代性空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运行了诸多极具特色与风格的个体项目，吸引了来自业内的广泛关注。我们特此邀请地一现场的项目负责人与策展人杨冬雪，谈论地一现场的创立初衷，策展策略以及对未来展望。

地一现场的初衷在于，在有限的条件下，在有限的时间与在有限的空间中，在有限的能力内，建立一个我们自主的平台。我们其实并非在表达对现行展览的不满，至少不全是，重要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权利拿出我们的态度。

从现在的几个展览，还不能完全总结出地一现场的风格与立场。它还不是一个最精确的程序，有它自身的不足。现在只做过三个展览，我们也在慢慢寻找出口。对于怎样总结风格与立场，重要的是在被选择的艺术家和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艺术家的基础上，有多少艺术家可以与空间彼此信任，而这种信任导致我们共同发生事情的数量决定了我们的风格和立场。这是个积累性工作。只有时间数量和质量可以相对精确的总结。

反思，对抗，包容，这三种价值是空间本身有效接收信号的点。空间包容性大小决定了可能性的大小。实验精神与前卫性本质上的价值就是对于主观错误的包容与欣赏。地一现场在围绕这个程序展开。

而对于第一现场的未来，我首先希望它能活下去。希望它是个开放平等的空间。希望未来它能延伸为另一种可能。

采访 INTERVIEWS 2013.06.12

Ha Za Vu Zu

集群艺术奖"系列访谈之二：以伊斯坦布尔为创作基地的艺术小组Ha Za Vu Zu善于以即兴与机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艺术立场，我们特此邀请他们来畅谈如何以小组的模式进行创作以及对于当下艺术系统的看法。

我们的工作方式相当灵活自由，场地、人员、时间都会因为创作项目的变化而变化。艺术小组中的成员不会拘泥于团体身份，也会以独立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在艺术小组的状态下他们会一起推进项目。

首先某位成员提议，讨论和创作由此展开。内部力量的平衡与调和是我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因此非常复杂，有时这还牵扯到组织中的等级制度。每个项目我们都有一个领队，领队由项目内容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虽然由讨论决定，但是整个过程民主的方式不占主导，我们会共同协商最终达成某种一致，虽然会有成员并不认同，但是也不会完全反对。因此，协商探讨成为我们大部分创作的来源。

独立艺术家的身份有时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需求，讨论和交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小组创作能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东西，虽然独立工作时更轻松，但是共同创作时的艰难也给了我们乐趣。我们在一起创作时不完全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发现一种交流模式，小组并不是策略。我们不是为美术馆或者画廊进行共同创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为期一年的项目为例，我们选择了一个空间作为工作室，定期举办一些活动，但是并不展出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是邀请自己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空间中进行创作，而这些人不一定是艺术家。我们也会制作音乐、举办活动，所以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不同于在美术馆与画廊中展现出的面貌。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3.06.01

消极或抵抗？

必须承认，在北京当代艺术的核心场景中已经许久未见如此规模的涉及政治问题的作品的集体呈现了，“消极或抵抗？”虽然展出的大部分是“旧”作品，却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成为了一场“新”的展览。然而这种“新”却并不一定肩负着“激活”与“鼓动”的使命，而多少近似于一种文献的再整理或者再编排，比如将时空交错、语境各异的作品根据几组抽象的主题加以整合，努力使政治层面或激进或反讽的修辞方法得到妥善的展示。不过依然很难避免展览中吐露出的“被保管之物”的倾向，整合使造反政治、乌托邦政治抑或反思式政治被过于妥善的布置在一种“合理”的线索内，进而近乎要生成某种“神话”来代替作品间混乱的意识形态争鸣——这多少体现在观者只需要认同这些主题的先验性，便可以以“静态”、“遥望”的方式获取一个舒适的观展位置。纯政治话题的风头不在令我们几乎自动获得了一个历史甚至“人类学”的立场：我们在时空上不处于“其间”，而只是在“回顾”自身发展中事关政治符号的一段叙事而已。

“回顾”在情感上并不隶属于“消极”或“抵抗”的任何一方，反而是对于发生态势的一种中断。然而泰康空间的野心在于将此中断视作起点，虽然在展览中难以达成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间的新共识，或者激发出朝向新的共同目标的行动力，但至少具有催生出新的“团结”的可能，即让政治的问题意识重新介入我们彼此间的交流，获得探讨共同话题的基础。比如王广义的《招手的毛泽东——黑格》（

观点 SLANT 2013.05.29

策展人对谈策展人：王春辰+孙冬冬

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夕，我们特此邀请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王春辰，以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On|Off展策展人孙冬冬，就策展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的艺术制度建设畅所欲言，力求促成对某些重要问题达成建设性共识。

孙冬冬：大家都在谈差别，其实我们可以谈相似形成。就我个人来看，像On|Off这个展览和威尼斯国家馆其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相似性体现在它们都是近乎于“定制”的展览，虽然可能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还是需要发一个方案的征集，有兴趣的策展人去投稿，实际上这个展览是一个理性的展览，都在那儿，不管是不是王老师做，也有别人做，但是它总是有那么一个展览在那儿。所以已经变成了一个“展览制度”。

On|Off这个展览不是制度，但它是一个更加直接的邀请：田霏宇去了尤伦斯，然后邀请我和鲍栋做这个展览，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他想做一个关于年轻人的展览，他已经限定了一个范围，这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定的一个范围，所以都是有限制地在做。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国家馆的意义，或者说政府把它起到的推广文化形象的目的放在第一位，那么，您在面对这种限定时，作为策展人是如何工作的？

王春辰：征集方案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的国家肯定不会这样，有的国家就是指定，比如国家小就那么几个人，会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指定。中国的特殊情况毕竟是文化部主持，下面的公司负责执行。那个公告我也看了一下，首先来讲，我看后觉得这个征稿挺好，它并没有直接说要表现国家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想从艺术本身、从思考艺术的角度去思考：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在这一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采访 INTERVIEWS 2013.05.26

程然

程然的个展“最后一代”正在麦勒画廊展出，通过多种媒介的交叉与联合在场，艺术家创造出自己独特且精致的个体宇宙。我们特此邀请程然针对他的艺术创作方法、对不同媒介的理解以及意图实现的展览状态进行深入的解析。

“最后一代”的方案在两年前确定，当时的想法是写一本小说，但小说中的部分段落或者章节是不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录像，装置，或者一首歌。但随着想法的不断推进，最终呈现的展览和最初的想法已经差了很远，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种不可预测的结果就像赌博一样，会成为动力直到最后，而在展览上所有的作品也都没有具体的方案、草图或者剧本，而都只是在到处游荡的日子中的有感而发。

比如平面作品《信》所呈现的由大量废弃的账单，车票，糖纸等所构成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偶尔的闪亮，或者是摄影《长日将烬》拍摄的空无一物的地平线，当时我在冰岛空无一物的旷野中开着车狂奔，黑暗的天空中只有一丝太阳的余光，看起来像是Lucio Fontana的画作。

这次展览使用了麦勒画廊全部的三个展厅，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希望改变整个空间的功能，通过作品本身以及展厅中的细节，如对墙面颜色的选择和墙角白色线条去共同呈现一个展厅的关系，营造一个严肃的场所，这对于整个展览很重要。我没有意图去展现一个针对所谓艺术史的观点，而是仅仅从本能中去寻找一种方式，一个布满诱饵的空间，在观众步入的时候能放慢脚步。

文学的元素经常会被我改编

采访 INTERVIEWS 2013.05.22

文敬媛与全浚皓

"集群艺术奖"系列访谈之一：文敬媛与全浚皓 (MOON Kyungwon & JEON Joonho)本次参加集群艺术奖的作品《世界末日》（El fin del mundo）收到广泛关注，我们特此邀请两位艺术家就此录像作品所从属的庞大、复杂的项目《News From Nowhere》阐述其创作初衷、理念以及方法。

对于亚洲身份问题，坦白说，我们并不感兴趣，世界很小，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早就被分为“你”和“我”，我们不认同这种身份区隔，这早已不再是重要议题。艺术家会很自然地代表他们所在的区域，无论是亚洲或是其他地方，而更重要的却是艺术家自身所处的语境。我们更多地关注基本问题。例如：艺术对人类和社会的作用是什么？是否还需要艺术？当人们在美术馆中看到当代艺术作品，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印象，当代艺术由此被从人们和社会中隔绝了。我们假装彼此交流，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假装在交流而已，我们并不想这样做。我们的作品始于无意志。我们试图倾听他人关于艺术的美和对生活的看法。

到2007年为止，我们参加过一些像莫斯科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这样的国际展览。不过从那时起，我们就对自己作为艺术家这件事儿感到非常疲惫与局限。我们始终在同一个圈子中谈论自己，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真正含义。因此我们想定义作为艺术家的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继而开始拜访建筑师、时尚设计师、产品设计师来——逃离艺术界。有一些共同创作基于我们的对话，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以独立艺术家的方式交流：你对艺术家有什么看法？什么是当代？什么是艺术社群？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做什么？我们有非常多相似的经验，也处于相似的创作阶段，所以我们彼此分享问题，以对话方式展开创作。

采访 INTERVIEWS 2013.05.11

苏伟

“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正在星空间的七棵树空间进行展出，我们特此邀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苏伟探讨他通过本次展览试图达成的研究性目的,并解读展览所传达的整体策展理念。

“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的确在某一方面将艺术研究作为它针对的对象来展开。这里所说的美学也是宽泛意义上的美学，在我们这三十年简短的当代艺术历史里，这个美学经受了挪用、移植和自我徘徊，也经历了历史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在行为艺术的历史中，这个美学的伴随体现出过度在场和不在场的特征，要么过多地赋予创作以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含义，要么面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地区之外的行为创作时无力或者不去描述。同时，这三十年人们对行为艺术的理解是从宽泛到愈加范畴化和专业化的，这个过程里美学似乎仅仅行使了定义权，而没有真正去面对不同个体创造出的非常丰富、复杂、有机的思考和作品。宽泛的行为艺术——无论是泼墨、美术馆开枪、包扎身体、焚烧画作那些著名的事件，还是有些艺术家主动反思这个媒介、反思身体参与的创作——有趣，有魅力，有嚼头，而我们的美学太容易忘掉这些创作在没有被塑造成这个或者那个概念之前的形状和肌理。

这个展览希望从有限的角度重新看待和再次深入到这个美学的历史和行为艺术的历史，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否定它或者试图再建立一个新坐标。历史的遗产极其复杂，它不光带来了反思的余地，也带来了可以确认和追随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发现这些历史的局

采访 INTERVIEWS 2013.05.06

卢杰

已故艺术家郭凤怡在今年先后被威尼斯双年展与Carneige国际艺术展邀请参展，使得这位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异数”与“例外”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我们特此邀请长征空间的卢杰对郭凤怡与长征的关联，以及郭凤怡在国内外的接受与认知进行深入的讨论。

讨论郭凤怡就要回到长征早期的历史了。首先，这和我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比较有关系。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期，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我实际上是“圆明园”和“后89”这一代人的推手。不过当时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就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也一直盯牢了乡土油画、写实油画等等，我是很早就把这些东西放在比较culture（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的。这可能和我那时候在海外做推广有关系：我会退远观察，但我又不是老外，所以又没有携带一种殖民或者猎奇的态度，还是整体上把它们看作是文化、图像、表达在一个时代脉络中的关系。所以，虽然我对于同代人很感兴趣，但并没有觉得他们比他们反对的老师们那代的“写实”或者“乡土”更伟大，而是把所有这些都当作文化的material（素材）来看。

在“长征计划”萌芽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些所谓的二元对立的东西重新打破，组合，并置，建立关联性，所以在起步的阶段，其中就有对于民间很大的关注。在“长征计划”里的民间，有时候建立起的是与历史的关系，有时是更人类学的角度，有时又是与公共空间的关联。而且我一直觉得“长征计划”既然是在做“现代性”，那么所谓的“传

采访 INTERVIEWS 2013.04.24

陈轴

陈轴的个展提供给我们一个不仅在语气上被“强调”的否定句——在“I'm not not not Chen Zhou”中，艺术家试图彻底开启某种批判意义上的图像语境，使自己与行业内的其他艺术家/朋友经历某种自反性的伤害。在此，我们特别邀请陈轴谈一下自身在创作中的反思，并对本次展览的核心意义进行阐发。

这次创作是一种转变。在最起初我认为艺术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它看起来得是一些特殊的东西，一些束之高阁的理论，非普通人可以理解的精英文化，我以前会取笑那些“艺术来自生活”、“人人都是艺术家”之类的话，觉得艺术在金格寺里，金字塔顶。而今一些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我参加完开幕酒会回到家时，当我和看护我作品的保安聊天时，当我看见朋友们面对“艺术”展开孔雀的尾巴那种高高在上的身份感时，一些真实的事情触动了我。

在年底开始计划这次展览时，我就在不断得自我反问：我为什么非要做艺术。凭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和哲学家、理论家区别在哪？在这个扁平的后现代已经抹杀了具体身份？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追赶那“漂亮的知识”。好像带上“艺术家”的帽子就进入了那高级知识份子的宫殿。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自己所谈论的。那些谈论真如那些谈论般有实际作用么？“政治化的艺术”。然而我看到很多却是“被政治化的艺术”。“政治”变成了一件不错的装饰品，而失去了它本来的暴力。像是对着空气挥拳头，我们创造假象的敌人，像是一个寻找的游戏，比谁找到的“理论”、“艺术”更子虚乌有，束之高阁。然而我们却隐藏那些真正的伤害。避而不谈，那些就在眼前迫切的问题。那些朋友们谈论的“背地里的真相”。有时候我们安慰自己说：存在即意义。可真的如此洒脱么？还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谈论不过是一种策略，一件漂亮的外衣！一条捷径！

采访 INTERVIEWS 2013.04.04

董冰峰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独立影像档案与教育机构之一，栗宪庭电影基金一直在来自体制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前行。我们特此邀请从去年开始担任基金艺术总监的董冰峰，总结目前机构运行的现状与对未来的展望，并针对学术方面，特别是对于如何将独立电影的工作扩展到其他影像艺术加以阐释。

栗宪庭电影基金是由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栗宪庭创办，最早成立的目的和宗旨，重点在于持续保存和扶持独立电影，包括电影学校、影展和出版等工作，都是依此为核心使命展开。栗宪庭电影基金，挂名“艺术总监”一共有两位：一位是王宏伟，负责每年一度的栗宪庭电影学校和北京独立影像展，我则负责电影基金的出版、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包括内部交流的季刊《中国独立影像》和即将出版中的“导演个案”系列丛书。还有一位行政总监张琪，负责电影基金的运营和管理。

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日常工作是栗宪庭电影档案馆，自2006年成立至2012年，收藏近了1000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独立影像作品，包括电影、纪录片与动画作品等。这些收藏包括资金购藏、导演捐赠和每年影展的参展作品的馆藏几个主要部分，目前已经全部制作为中英文数据库系统，全部无偿对外开放。目前，对于电影基金而言，如何确立自身的档案工作和研究工作，也许是最大的挑战。我们试图通过积极联合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研究人员，来扩展电影基金的工作网络与工作视野，力争在有限的基础和条件下，打造一个研究的、学术性的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独立平台。

采访 INTERVIEWS 2013.03.30

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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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与评论家鲍栋在这篇特邀访谈中谈及其对于策展中“文本中心”的不满与警惕，对于目前在当代艺术界所盛行的“文本统治”式的策展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并尝试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与出路。

当策展性，或者说，对艺术创作、生产、研究、评论与展示，即对整个艺术系统的自觉与积极把握的意识已经成为某种普遍共识的时候，策展的意义就需要重新思考与再次锚定了。正如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艺术家的工作中已经包含了策展，策展也已经成为众多机构工作的核心，而从学术讨论活动，到出版计划，甚至杂志的某一期专题，无不已经溶入了策展的意识与概念。当策展已经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策展人的时候，策展到底要干什么呢，又应该避免什么呢。这些问题需要在这个新的情境中获得回答。

首先是要消除策展与整个艺术系统的距离，放弃那种虚假的“客观”、“公正”的承诺，去除那种假设的艺术史研究的姿态，真正的投入到艺术生态系统具体环节的生产与再造中去。实际上，当策展人这一身份被塞曼自觉提出来，并被赋予积极行动的特征的时候，其预设的敌人就是那些美术馆里的围绕着藏品的艺术史研究者。而现在，当艺术史研究已经被推到了一种开放而临界的状态的时候，策展也已和这一传统的对手达成和解，它们共同面对的是更大的敌人。

或许可以把这个敌人——更确切地说，一系列的敌人——叫做“文本中心”。但要提醒的是，“文本中心”不是指文字及写作，而是那种把语义作

影像 FILM & VIDEO 2013.03.27

“电影性”问题：试论即将到来的影像共同体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于1897年时曾提出过一种新的文学“方案”，或者按照他的说法，一种更“合算”（avantageux）的书籍形态：利用摄影术以及电影术代替书本，通过不断运转、铺展的文字和图像——犹如电影胶片放映时的走带（défilement）——生成一本“新书”。在同年《骰子一掷》（Un coup de dés）的序言中，这种方案以更语焉不详的方式被提及，抑或说被“吐露”：

在某种动机下，言语（La parole）征用了纸张，其因此被剥夺（dépossédé）了展示图像的原生功能，故而言语不应该出于理想或者虚构的原因，按它的方法替换图像……；在某种情形下，言语（La parole）征用了纸张的空白（blancheur），其因此被剥夺了作为表面（surface）或者仅仅为眼睛呈现图像的功能，而言语不应该通过文本或者文学化的方法减少“触感”，按它的方法替换图像。[1]

这段文字似乎未现电影的身影，然而通过这种否定的语式却可发觉一个“幽灵”（spectre）已潜藏其中：一个不应该被剥夺与替换的、与言语平行的视觉实体。我们知道，在《骰子一掷》中马拉美将页面的“空白”提炼出来，使其颜色（白色）作为一个“零项”加入到对于文学语言（langage littéraire）的建构/破坏的进程中，其力度在于此“域外”（dehors）的参与者的搅局使得写作从特殊化的文学语言秩序中获得解脱。处于密集布置与语境化的文学，在此通过“印刷失写症”（agraphia

采访 INTERVIEWS 2013.03.26

陈海涛

站台中国推出的年度项目“丛林II，弥漫的形态 ”试图在艺术机构的展览机制方面进行可行性尝试，通过多维度的项目交错与持续交流，以期生产出不同的展示效果与机构立场。我们在此特邀请站台中国的总监陈海涛深入解读“丛林II”的策划理念。

关于展览的“过剩”，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数量上的“多”可能构成的“过剩”，但这不是主要因素，展览中重复的动机、方法、流程可能才是导致“过剩”的主要原因。过去展览的形式平面化严重，又缺乏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纵深探讨，这其中还存在着是否真实过剩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并且需要用有效的实践来规避。从展示的有效性来看，为什么要做展览，为谁做展览，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展览的基本功能和动机是促成良性的意见交流和信息互动，这有助艺术的生成和生长，也就是展示的有效性。而展览有效性的根本在于展览的动机。我们“站台中国”的一惯注重艺术的生成和生长所构成的有机状态，更加强调艺术家的主体性，我们希望通过每个项目呈现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对艺术思考的基点和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并把不同的项目并置在一起，这样可能可以更好地参照出不同艺术家的差异和特征。年度计划中技术性和预见性所构成的框架会构成艺术生成的土壤，在这些方面我们只是尝试地去做，但我们会努力做好。

对于“丛林

采访 INTERVIEWS 2013.03.15

王卫

位于箭厂胡同的箭厂空间自2008年3月成立以来已历时五年的时间。作为在中国践行替代性空间最早的案例之一，其运行过的项目与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难能可贵。在此，我们特别邀请作为箭厂运营者之一的艺术家王卫，回顾箭厂五年的“历史”以及他对于箭厂模式的理解。

箭厂五年了，确实有些感慨。感觉时间过的好快，回想起来，有些事情历历在目似在昨日，但有些事情也已开始慢慢变的模糊不清。2008年3月16日，我，翁维，何颖宜（Rania.Ho）,姚嘉善（Pauline.Yao）以每月1800元的租金租下了箭厂胡同中的这个15平米的门脸房，简单装修后将它变为了一个展示空间，当时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它会一直存在这么久，目前看来应该也还能存在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最大愿望也还是不想将它变成一种机构化的样子，我们还是希望保持一种随时可以关门走人的状态，这种低调的灵活性对我们至关重要，也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的价值所在。当然，现在知道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多，问我们做什么生意的邻居已然越来越少,五年间我们在这里做了26个展览项目，有40多位艺术家展出了他们的作品。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确实是他们的无私帮助与慷慨解囊使箭厂生存了五年，我们被他们所鼓舞，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使我们感到这真正是一件值得坚持下去的事情。

这几天因为某些原因翻看了一下箭厂五年前的照片，发现那时的箭厂胡同显得非常整洁与安静，想

采访 INTERVIEWS 2013.02.27

刘鼎

刘鼎将先后在时代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油库空间以及台北双年展展出的三件作品（《美术馆与我》，《伴随》，《挥之不去》）命名为“弱表演”系列，然而此处的“弱”却体现出其对于艺术行业、艺术家主体与历史关系问题的“强”思考立场。在此我们邀请刘鼎对这个系列进行阐释并对其创作原委加以解读。

“弱表演”系列最早源于从2010年起开展的一系列私密的“对谈”，是在《刘鼎的商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时做这个计划是为了认识这个行业内不同的价值观，带有一种非常强的紧迫性：我发觉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彼此并不了解。我在给胡昉和张巍的一封信（《礼物 1》，2011）里提到，大家其实都是带着各自的期许在工作，行业里存在着一种“约定”，以及这个约定带来的一种所谓的安全。所以这个私密的对谈的对象，都是我觉得有意思以及会与我发生关系的人，然后我约他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进行分享。

这些对话没有听众，没有录像，只有录音，并且不公布谈话内容；但是每个谈话之前我会宣布跟谁谈话，发生之后会清楚的记录下谈话的对象、时间、地点与话题。通过这些对话，使我对以前理解的对于行业的焦虑以及彼此之间距离的丈量，变得真实与可量化。这种经验是无法分享的，也不需要分享，但作为一种提示和诉求非常必要。它其实是我对于这个行业非常私人的地图，但同时也是非常公共的提示：如何在一起以及如何彼此面对。这种方式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小运动”中采取的那种不公开的群论的方式。这是一种面对面的、带有田野性质的工作，但我并不称之为历史化的工作方式，而是依然从实践以及创作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距离非常近的过去与我们的当下的关联。

采访 INTERVIEWS 2013.02.22

陈侗

录像局作为一家非盈利的录像档案机构，从去年三月起始，于今已经运营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期间虽有一些场地与人员的调整，但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清晰的规律与发展脉络，并逐渐成为中国录像艺术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资料整合阵地。我们在此邀请发起人之一的陈侗，对录像局的缘起、构架以及未来的方向进行自己的解读。

录像局并不作为博尔赫斯艺术机构的一个分支，而是我个人与方璐、朱加合作的一个产物，虽然在“行政”上难以划分，但是在“说法”上是划分的。虽然紧密相连，但“录像局”是独立的。

刚开始做这件事儿时候想法很朴素。首先因为在当代艺术的类别里，我个人有兴趣实践的是录像这一块，做其他事情的话我无法确定这个标准。另外，这种资料性质的工作跟我们出版上的习惯接近，核心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些资源很方便的提供给更多的人，所以录像局本质上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非盈利”的目的就在于此，让这个机构可以服务于学生、研究者、收藏家，或者艺术家本身——我们帮他把作品整理好，做成一个样子，这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做到的，放到家里也是一个很好、很方便的展示。所以我们都会一式三份，给艺术家一份，然后北京、广州各一份。

我们的整理工作是从朋友（蒋志）开始的，因为方便说话，可以配合。但是我们并不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进行遴选，而是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这也和我们的出版方式相似：我们认定了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就会收录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做得很坏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做坏了，从研究的角度讲，并无所谓好坏，重要或者次要——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反而想看到坏的、次要的作品。如果去判断好坏、主次，就是在做录像的“展览”或者录像的“出版”了，就不是录像局了。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