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发美女和一台脏兮兮的发动机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或应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但如果说这是马修·巴尼（或J·G·巴拉德）的想象呢？那就不只变态，还有神秘和诡异了。

上星期在底特律上演的巴尼作品《Khu》便是如此。《Khu》乃巴尼和作曲家约翰森·贝普勒合作的多场地大型戏剧《古老夜》的第二幕，整件作品由七场不同演出组成，每部分只演一次。这回，巴尼的纽约画商Barbara Gladstone邀请了两百余名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朋友，于周五齐集底特律市中心Guardian大楼Slows Bar-B-Q大厅。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得很晚，大部分当地业主都准备离开了，比如底特律美术馆策展人Becky Hart，老画商Susanne Hilberry，底特律当代艺术馆馆长Luis Croquer，艺术家Scott Hocking和艺术杂志人Taubman夫妇等，这些人个个都兴奋得不行，因为《Khu》就要在他们宽敞的后院上演啦。

转天早上，我和艺术家Mika Rottenberg，MoMA策展人Jenny Schlenzka一块儿出门想找杯强力咖啡喝，蓄足精神好迎接一天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抱有任何预想。只听说最好穿舒适的衣服，多穿几层，时髦鞋子千万别穿。另外还有人警告过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知名的危险，同时以除名威胁说千万不要晚于上午十一点到达底特律美术馆。

自然还是有些迟到的

这真是水上地狱！最近，Boijmans van Beunigen 博物馆在鹿特丹港Submarine Wharf码头的巨大展厅内组织了Atelier van Lieshout艺术小组的展览“《Infernopolis》”。这座工业建筑面积达54，000平方英尺，有5层楼高，曾经是建造潜艇的工厂。而Joep van Lieshout就是在新马斯河对面（相对较小的）仓库内建立了AVL小组。上周日，AVL举办了15周年纪念日，还上演了但丁《神曲》的优雅版。

AVL的《Inferno》展览并没有九重罪，而是充满了身体部件和躯干（buildings），有特大号的蠕虫《Wombhouse》，有巨大的紫色精虫（purple sperm）《达尔文》（Darwin），其中还有它自己的信息服务台。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一切都无可非议（不过我的左卵巢内可没有迷你吧，更没有香槟酒杯）。我没有看到那些罪人——放高利贷的、亵渎神明的、放荡不羁的，以及那些艺术批评家——相反，我看到了设计师Christoph Seyffert、Richard Hutten和Marlies Dekkers；收藏家Pieter和Marieke Sanders、北京艺术交易人Waling Boers、“雕塑国际”（Sculpture International）总监Dees Linder,还有鹿特丹TENT博物馆的馆长Mariette

上周一，人们不约而同地好奇道：“这是帕洛汀画廊的开幕吗？”但官方的回答是：非也，这是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个展——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帕洛汀画廊的气息。但不管是谁的活动吧，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盛会。前两年，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这座太阳王的宫殿里掀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

村上隆的这次展览得到了帕洛汀画廊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与这家画廊签约的重量级艺术家大有人在，而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这次展览似乎也是这家画廊的所有人一手策划的。这些重要艺术家包括村上隆、夏维尔•威尔汗（Xavier Veilhan，上一次在凡尔赛宫做展览的就是他），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原先打算接着夏维尔•威尔汗在这里展出）。艺术商人伊娃（Eva Presenhuber）评价道“帕洛汀画廊拥有当前所有重要的艺术家。”但法国的文化部却似乎在给这家博物馆施压，让他们为法国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交替做展，据此，有传言说明年的明星将是伯纳德•维纳（Bernar Venet）。策展人Laurent Le Bon包圆了凡尔赛宫的所有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工作，他以法国式的政治觉悟向我保证，除了凡尔赛宫的总裁Jean-Jacques Aillagon之外，包括他，谁也不知道下一位要在这里办展览的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那天晚上根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2010年9月9日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里，设立于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 ，携手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示他们共同的成果——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 当代中国艺术”计划，以及MoMA 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两个纪实项目通过记录、收集和翻译重要的论述、原始素材和文本，企图复原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作为开场白，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会主席杜柏贞女士（Jane Debevoise）说：“研究历史，既可以澄清事实，也可以提出问题。”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既是一批可供研究者亲临检索的历史资料，也可以通过项目专属的中英文网站china1980s.org查阅。杜柏贞女士介绍，为了深入研究1980-1990这个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时期，机构特地展开了一个专题文献项目，花了4年时间，收集、整理和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纪实和原始素材。目前，这个项目已收集了数百本80年代出版物，完成了75 次录像采访及一部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并将包括费大为、张晓刚、郑胜天、吕澎、毛旭辉、吴山专等艺术家、批评家在内的私人珍藏进行了数字扫描。

纽约MoMA国际项目总监Jay A.Levenson先生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本书。该书甄选了前卫艺术团体的宣言、重要展览的前言、代表性的艺术家之著作、重要的评析论文等原始文本译成英文。书内收录的文本按时间排列，循序渐进地引领读者追溯中国前卫艺术由1976年至2006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丝带配披肩（或格布衬衫、或花卉）有的时候特别出效果。张达，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主创业的独立服装设计师以平切的“O型衫”为人所知。8月15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大秀特秀了一番。那些热衷于本土时尚的潮人，以及建筑界的人士齐聚尤伦斯的侧面展厅，用不锈钢杯品着清茶参加了张达2010年度《没边》秋冬装展示会。

尤伦斯文化教育部及公共项目部主管崔峤也说：“不想动脑的时候，去所有场合都可以穿张达的衣服。” 光今年一年她就为这家机构设计了300多个项目。 等人们撤走的时候，顿时她也不见了踪影。作为该机构为中国设计师举办和支持的头一个发布会，这个平民化的活动无疑有装模作样之嫌。

参加发布会的嘉宾进门先碰到Erwin Wurm的窄房子，再走过张洹气势撼人的装置——汶川地震中回收的火车残骸，最后进入一个大机构里典型的日光灯照明环境，到这当口，时尚的性感和华丽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展厅中央堆放着的是一大堆破败的家具，这是来自艺术家汪建伟的收藏。主办方非常慷慨地把发布会定在下午三点半到四点间，但是三点二十的时候展厅内还是稀稀拉拉，没多少人。那些时髦人士坐在墙边，守着那些“衣衫褴褛”的沙发和散落周围的临时板凳。

从毛时代的中山装到酸洗的李维斯，再到Gucci(或山寨Cucci)，大陆的时尚潮流也造就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本土设计师，如王一杨的“茶缸”、“素然”牌子，还有张达，他们决心在大牌割据的时代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不喜欢主流的俗气，强调带有中国特质的原创。他们往往也“浸泡”在勇气、速度、简约和中性的气氛中。

伦敦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感觉越来越像一个机构了，既然它跟特拉法加广场上国家美术馆挨得那么近，现在变成这样也许挺合适。该基座1841年由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完成，最初打算在上面放一座传统的骑马雕像，但由于资金短缺（有些事情永远不变），这个位置闲置了近150年。到了1998年，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委托英国艺术家Mark Wallinger, Bill Woodrow以及Rachel Whiteread为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墩子做一个临时的顶。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所以2003年，伦敦市市长（当时是备受人爱戴的 Ken Livingstone）决定把“第四基座”变成一个长期进行的当代艺术展示项目。

项目总监Justine Simons在周四晚上最新一批提案的发布会上，面对台下兴致勃勃的观众表示，对于这个基座，最初的提案是建造一座足球－时尚明星贝克汉姆的永久雕像放上去，所以伦敦人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现在不管什么提案入选，存在时间都不会超过几个月。到目前为止在基座上展出过的四件作品中，Marc Quinn的《怀孕的艾莉森•拉帕》（艾莉森•拉帕是一位英国残疾艺术家，由于先天畸形，她出生便没有双手，双腿也比正常人短，主要创作媒介包括绘画、摄影、数码图像，1999年怀孕生子，儿子身体健康。2005年，她充当Marc Quinn的模特，后者创作了雕塑《怀孕的艾莉森•拉帕》并参加“第四基座”项目。）最受争议，Antony

白杨（Aspen）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因此常被当作图腾，象征着族群兴旺。上周三，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科罗拉多的同名小镇上（Aspen：阿斯本）——虽然季风带来的雷电天气对航行不利——参加阿斯本美术馆（Aspen Art Museum)第六届一年一度的artCrush慈善晚宴以及一系列鼓励当地人慷慨解囊的活动。

进入阿斯本可是费了一番周折（连公路出口路标都没有），我最后很时髦地迟到了。参加的首个活动是wineCrush－募集资金的开幕仪式，品酒会和晚宴。地点在 John和Amy Phelan夫妇时髦的大房子里，两人为了这个派对把家里香艳的艺术藏品重新挂了一遍。到场嘉宾包括艺术家Mickalene Thomas, Matthew Weinstein, Will Cotton, Josephine Meckseper, Richard Phillips和 Tom Sachs；画商（“艺术作品”节目评委）Jeanne Greenberg Rohatyn；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 Hirshhorn博物馆馆长Richard Koshalek，惠特尼美术馆馆长Adam Weinberg,惠特尼美术馆前任董事会主席Robert Hurst以及MoMA PS1总监Klaus Biesenbach。“我很惊讶，居然来了这么多美术馆馆长，”阿斯本美术馆馆长／首席策展人Heidi

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布希威克区（Bushwick）的一家新画廊与羊驼抢风头可是件稀罕事，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画廊的赞助下，Guillermo Creus策划的展览《孤独城堡》（Fortress to Solitude）在一个周六的午后开幕了。这个展览占据了Callicoon Creek公园的一个展位（这是“NADA’s County Affair”的一部分——“NADA”是“新艺术交易人联盟”的缩写，“NADA’s County Affair”是一个定期在纽约第27大道举办的综合艺术活动——译者）。Creus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孩子们兴奋地喝着加冰的柠檬汁，大人们跨过那些中规中矩的画作，来到附近的动物围墙那边观瞧。参加活动的人似乎并不介意纽约的炎炎烈日，似乎有一半的布鲁克林居民都来参加了这个惬意放松的活动。

正午时分，在Callicoon的主街和Delaware河之间，这个综合性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里的项目可真不少，各种展览汇聚一堂，还有出版人也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来自商业机构，有的来自非盈利机构，如Beechwood Barns和Catskill Citizens for Safe Energy（一个地区性的民间组织——译者）。风马牛不相及？非也！就算Delaware Valley Arts Alliance的组织策划者对Jack Hanley画廊和Nightb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