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那些波西米亚都哪儿去了？至少洛杉矶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个城市就好像夏令营，好多人都随意地穿着牛仔裤和T恤。而现在情况可大不一样了，连这里的艺术家看上去都好像生活在纽约似的。不过，上周四来里根项目画廊（Regen Projects）参加道格•艾特肯（Doug Aitken）作品开幕的那些人（包括Cathy Opie、Walead Beshty、Laura Owens和Thomas Demand）与他们周围那些发型讲究、珠光宝气、晔晔照人的收藏家相比还是稍稍逊色一筹。Aitken穿着一件亮快的格子衬衫，上面写着：嗨！我的名字是道格。

在开接待会上，他一直都站在走廊里自己那件新作（做成“SEX”字样的植物容器）下面和朋友、支持者们聊天，其中就包括杰弗里•迪基（Jeffrey Deitch）。他自从当上了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MoCA）馆长之后明显瘦了，不仅压力小，而且天天都到Griffith公园跑上坡路锻炼身体。（这种生活也太纽约了）。所以Aitken没有看到那些穿着超级高跟鞋的名媛们走过他之前在威尼斯海滩的住所的废墟（这些废墟现在就散落在画廊各处）。画廊中央的桌子上播放着他的影像作品《房屋》（House）。这也正是出现在影像中的那张桌子，其中他的父母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桌子旁，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同时，他们周围的这间房屋正在慢慢倒下——这正是至死不渝的爱的见证，感人、迷狂而又美丽。Aitken说：“比起使用破碎球来，我觉得还有更好的方式摧毁一座房屋。”他现在住在工作室。目前还不知道那些购买这件装置的收藏家会不会连同这些房屋碎片也一并收藏。

伊斯坦布尔最近可真热闹——画家Ahmet Oran在Rampa美术馆的展览开幕、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Kutlug Ataman回顾展的VIP专场、Banu Cennetoglu在Rodeo的首次个展、xurban_collective小组在Sanat Limani美术馆的新项目，另外还有时不时在Depo举行的关于艺术与贵族化之关系的激烈辩论。既然有这么多可看的东西，为何还要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足足待上三天，参加前西方（Former West）两周前举办的“研究会议”呢？当然这并非一个多糟糕的地方，这是一个新古典式的校园，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土耳其军队的医学院和兵房盖的。校园的四个粉红色的大门围绕着这个枝繁叶盛的庭院，其中还有一个狮子形喷泉。

前西方就像是宣言展（Manifesta）的余波，在这个巡回流动的平台上，人们探讨了1989年之后的各种历史。这个项目是乌特勒支的BAK当代艺术中心发起的，其理念是（这或许也是一种期望）：柏林墙的倒塌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象征了资本主义落幕的开始，因此也是西方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前西方试图将西方说成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时代的视野。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活动叫做“我们的视野：艺术与政治想象”，它强调，冷战体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事业成了一纸空谈，而是应作为我们的视野得到重新思考。

2010年10月23日下午，出门去上海美术馆的时候，下着濛濛细雨，杨福东说：“这场雨是笼罩在高士明心头的一块阴霾。”如果这是真的话，至少在人头攒动的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我没看出来。作为本届展览的三位主策展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高士明脸上洋溢着的更多是意气风发。他同时还担任上个月于杭州新成立的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这个学院由原先的三个较为“当代艺术”的系：新媒体系、综合艺术系和艺术策划系，整合而成。外界普遍看好高士明的仕途。他要足够机智才能想出“巡回排演”这样一个时髦、国际化、有丰富可能性的主题。双年展的另外两位主策展人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

这届的双年展，没有了恐龙、火车这类出现在零八年双年展上的吸引眼球的大作品。这些象征着艺术市场鼎盛时期的傲慢与自豪、追求体量与一掷千金的大型装置，像那个“什么都能卖”的时代一样，一去不返。如果说那种独特的趣味还遗留下一丝余韵的话，那可能是张洹从浙江衢州搬至一楼展厅的有着450年历史的木结构明清老祠堂。这是他一年前为比利时皇家歌剧院导演的歌剧《塞魅丽》的舞美主体结构。穿行在基本按原样布置的古老祠堂内，我似乎懂了为什么有人称张洹为“艺术圈的张艺谋”。

五十多位艺术家/组合瓜分了这幢优雅的英式建筑——前“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一楼的主要空间被“胡志明小道”所占领。这个由长征空间“外包”的项目，作为第八届上海双年

当我手拿片单往南大放映室赶路时，拐角处碰到CIFF独立电影年度展的主席张献民。听说几天前他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从北京将放映设备运到南京。但此时张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疲惫。从03年到如今，CIFF已经办了七年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七年征程的一小段路而已。他说五楼的电影论坛马上就开始了，我决定先不去看片，去论坛听听大家的想法。

主持人杜庆春提出了本次论坛的中心议题—未来十年的中国影像和中国想象。作为一场自由沙龙，大家的发言很容易离题。当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吴靖发问，如果没有龙标限制，独立导演做好了面对市场的准备么？导演们则对此似乎避而不谈。于大鹏认为不应该有独立电影这种叫法，而应该叫艺术电影。且他对中国导演在作品中，对周围世界的不够敏感提出了意见。高文东表示观众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中途加入的张献民，感叹大学生已经不是独立电影的观众了。未来将会更加复杂。CIFF艺术总监曹恺提醒大家，想说什么，怎么说，很重要。

第二日一点半档的三部影片为《恋曲》（张赞波），《寻欢作乐》（赵大勇），《姑奶奶》。分别在同一楼层的三个放映室播放。因此前在北京已经看过这三个电影，我就在室外看影展资料。中午刚到的赵大勇，对现场的放映技术不是很满意，要求工作人员解决这个问题。而《姑奶奶》的放映过程中，碟片卡住了，正在另一个场地看《恋曲》的导演邱炯炯，只好停止观影，来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开玩笑道，《姑奶奶》每次放映，都要出状况，让人费解。中途出来歇息的观众，跟邱表达了对这部影片的好感。一位女观众表示，起先对片中的人物有距离感，看了之后感觉到，导演没有把人物隔离，而是让大家能够走进去，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星期三早上，十一点不到，一小撮收藏家和他们的随从们蛇行穿过VIP卡亭、VIP快速通行道等一系列VIP专用“障碍物”，进入摄政公园内由Caruso St John设计的大头房子。少数几个早起参加Frieze博览会暖身运动的成员之一艺术顾问Thea Westreich说：“这就是我们锻炼方式。”策展人的健身操，艺术顾问的有氧运动。

一旦进入大门，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有人瞥见Claudia Schiffer，有人看到Claudia Schiffer，还有人提提起Gwyneth Paltrow，但我敢肯定她没来。（就算像他们所说的，博览会“应该花钱请Gwyneth来走一圈”，仿佛她是Frieze的吉祥物名人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了Dasha Zhukova，最近《纽约客》刊出一篇文章专门讲她和她的车库当代文化中心。还有一脸倦容的Michael Gambon。白立方一个做销售的姑娘悄悄跟我说：“你认识他，他就是那个在《哈利波特》里演邓布利多的人。”

准名流的身影每到一处必然引起周围一阵窃窃私语，让人感觉有点儿集市的味道。到了中午，大家仍然彬彬有礼，展场氛围一片乐观。藏家Frank Cohen在Stefania Bortolami的展位上说：“Jay Jopling心情很好哦。能不好吗？他的赫斯特刚卖出去，350万，英镑。”类似低音继续以稳定的低频率进行下去，宛如一颗刚刚复苏的心。

底下进

通过连续多日的微博网络传播偷窥了神秘的冰山一角后，也凑合着看看少许和谐的微博。2010年10月11日，我们终于等来了艾未未（网络昵称艾老、艾神、爱神）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涡轮大厅的展览开幕酒会派对。每年泰特都邀请一位在世艺术家设计一件与涡轮大厅空间协调的作品。2000的第一位艺术家是路易丝·布尔茹瓦(Louise Bourgeois)，她名为《母亲》的九公尺高的金属蜘蛛雕塑至今让人无法忘怀。2002年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大型装置《Marsyas》中用拉伸的红色PVC模制的管状雕塑让观众沉浸在巨型红色单色觉的错位空间里。2007年桃瑞丝·沙尔塞朵(Doris Salcedo)的作品《Shibboleth》用混凝土制造了贯穿整个大厅空间的一条裂缝，引人叫绝的同时也让不少人扭了脚踝。能参与该项目乃在世艺术家极大的殊荣。

在伦敦艺术项目最频繁的“Frieze 艺术博览会”领衔的Frieze 周里，这个开幕式到底有多少闪光点呢？让我们数一下：这是涡轮大厅每年一度艺术展的首位亚洲艺术家；他一方面担任鸟巢的设计顾问，另一方面又抵制奥运会 – 这是一个与自己“祖国”有着说不清的复杂感情的艺术家；英国各大报章最近一个月里从各个角度对艾未未进行了正读、歪读和误读；跟蹩脚的翻译说再见，“艾神”口操流利英文直接与国外媒体及人士交流 …… 这些闪光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吸

一个金发美女和一台脏兮兮的发动机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可能（或应该）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一幕。但如果说这是马修·巴尼（或J·G·巴拉德）的想象呢？那就不只变态，还有神秘和诡异了。

上星期在底特律上演的巴尼作品《Khu》便是如此。《Khu》乃巴尼和作曲家约翰森·贝普勒合作的多场地大型戏剧《古老夜》的第二幕，整件作品由七场不同演出组成，每部分只演一次。这回，巴尼的纽约画商Barbara Gladstone邀请了两百余名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朋友，于周五齐集底特律市中心Guardian大楼Slows Bar-B-Q大厅。因为飞机误点，我到得很晚，大部分当地业主都准备离开了，比如底特律美术馆策展人Becky Hart，老画商Susanne Hilberry，底特律当代艺术馆馆长Luis Croquer，艺术家Scott Hocking和艺术杂志人Taubman夫妇等，这些人个个都兴奋得不行，因为《Khu》就要在他们宽敞的后院上演啦。

转天早上，我和艺术家Mika Rottenberg，MoMA策展人Jenny Schlenzka一块儿出门想找杯强力咖啡喝，蓄足精神好迎接一天的节目。并不是说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抱有任何预想。只听说最好穿舒适的衣服，多穿几层，时髦鞋子千万别穿。另外还有人警告过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知名的危险，同时以除名威胁说千万不要晚于上午十一点到达底特律美术馆。

自然还是有些迟到的

这真是水上地狱！最近，Boijmans van Beunigen 博物馆在鹿特丹港Submarine Wharf码头的巨大展厅内组织了Atelier van Lieshout艺术小组的展览“《Infernopolis》”。这座工业建筑面积达54，000平方英尺，有5层楼高，曾经是建造潜艇的工厂。而Joep van Lieshout就是在新马斯河对面（相对较小的）仓库内建立了AVL小组。上周日，AVL举办了15周年纪念日，还上演了但丁《神曲》的优雅版。

AVL的《Inferno》展览并没有九重罪，而是充满了身体部件和躯干（buildings），有特大号的蠕虫《Wombhouse》，有巨大的紫色精虫（purple sperm）《达尔文》（Darwin），其中还有它自己的信息服务台。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一切都无可非议（不过我的左卵巢内可没有迷你吧，更没有香槟酒杯）。我没有看到那些罪人——放高利贷的、亵渎神明的、放荡不羁的，以及那些艺术批评家——相反，我看到了设计师Christoph Seyffert、Richard Hutten和Marlies Dekkers；收藏家Pieter和Marieke Sanders、北京艺术交易人Waling Boers、“雕塑国际”（Sculpture International）总监Dees Linder,还有鹿特丹TENT博物馆的馆长Mariette

上周一，人们不约而同地好奇道：“这是帕洛汀画廊的开幕吗？”但官方的回答是：非也，这是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在凡尔赛宫举办的个展——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帕洛汀画廊的气息。但不管是谁的活动吧，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次展览已经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盛会。前两年，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这座太阳王的宫殿里掀起了同样的轩然大波。

村上隆的这次展览得到了帕洛汀画廊的帮助和经济支持，与这家画廊签约的重量级艺术家大有人在，而在凡尔赛宫举办的这次展览似乎也是这家画廊的所有人一手策划的。这些重要艺术家包括村上隆、夏维尔•威尔汗（Xavier Veilhan，上一次在凡尔赛宫做展览的就是他），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原先打算接着夏维尔•威尔汗在这里展出）。艺术商人伊娃（Eva Presenhuber）评价道“帕洛汀画廊拥有当前所有重要的艺术家。”但法国的文化部却似乎在给这家博物馆施压，让他们为法国艺术家和国外艺术家交替做展，据此，有传言说明年的明星将是伯纳德•维纳（Bernar Venet）。策展人Laurent Le Bon包圆了凡尔赛宫的所有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工作，他以法国式的政治觉悟向我保证，除了凡尔赛宫的总裁Jean-Jacques Aillagon之外，包括他，谁也不知道下一位要在这里办展览的艺术家是谁。

但是我那天晚上根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2010年9月9日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里，设立于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AA） ，携手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示他们共同的成果——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记录1980-1990 当代中国艺术”计划，以及MoMA 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两个纪实项目通过记录、收集和翻译重要的论述、原始素材和文本，企图复原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

作为开场白，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董事会主席杜柏贞女士（Jane Debevoise）说：“研究历史，既可以澄清事实，也可以提出问题。”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未来的材料”既是一批可供研究者亲临检索的历史资料，也可以通过项目专属的中英文网站china1980s.org查阅。杜柏贞女士介绍，为了深入研究1980-1990这个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时期，机构特地展开了一个专题文献项目，花了4年时间，收集、整理和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纪实和原始素材。目前，这个项目已收集了数百本80年代出版物，完成了75 次录像采访及一部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并将包括费大为、张晓刚、郑胜天、吕澎、毛旭辉、吴山专等艺术家、批评家在内的私人珍藏进行了数字扫描。

纽约MoMA国际项目总监Jay A.Levenson先生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原始文献》这本书。该书甄选了前卫艺术团体的宣言、重要展览的前言、代表性的艺术家之著作、重要的评析论文等原始文本译成英文。书内收录的文本按时间排列，循序渐进地引领读者追溯中国前卫艺术由1976年至2006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