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炎热的夏季之夜，去古根海姆听一场本地一流博物馆馆长和策展人与瑞士策展人、伦敦蛇形画廊联合总监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的对话，也算是消消暑了。Lisa Phillips, Glenn Lowry和Thelma Golden也出现在现场道贺的人群中。汉斯献给了大家一场紧凑而又气氛柔和的讲座。博物馆的总监Richard Armstrong和首席策展人Nancy Spector对于策展作为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和现代艺术史的初始客体而被遗忘的历史，进行了简洁的提问。

这一活动也算是为小汉斯2008年的书《策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进行“再发布”，这本书包含了90年代以后他对很多策展人的访问，这些策展人对他的实践也具有影响作用。既有那些大名鼎鼎的策展人如Pontus Hultén 和Anne d’Harnoncourt，也有那些圈内传来传去的名字比如Jean Leering和Franz Meyer, 他们分别在Eindhoven和Krefeld策划了公共收藏展，同时还合作了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展。在这些人物背后，汉斯尽力强调那些同样重要的改革者，他们的贡献可能正被历史所忽视。在这些例子里，汉斯举了已故的芝加哥艺术学院的James Speyer，汉斯认为他在另一个领域（与米斯合作的建筑）的训练是将真正的先锋者连接起来的一条线。

对

上周末我去了曼彻斯特国际文化艺术节，从莫斯科到伦敦的那些同行的旅客们，不停地抱怨着最近的炎热气候。先前有些受打击，不过，到了曼彻斯特后，却有些小惊喜，这里的天气一如既往地阴沉沉，不时下场小雨。到了火车站，一群节日的志愿者们蜂拥而至，递给了我一张节日地图。然后，他们又给了一个明亮的彩色雨伞，装着白酒和橘子汁的塑料杯，这些举动，至少让人们觉得比阴霾的天气要阳光得多。

紧随着上个月在巴塞尔的“Il Tempo del Postino”，今年的“曼彻斯特奇迹”集中于“Marina Abramovic Presents。” 这场充满野心的活动展，要求曼彻斯特大学的Whitworth艺术画廊将它的全部收藏都移到贮藏室，所以可想而知，这场表演将会如何。十四个艺术家，包括Abramovic, 在节日期间，每日演出四个小时。到了之后，观众们被要求换上实验室衣服，把包和手机放在入口处，要呆上足足四小时，之后，他们就可以获得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证件。这个项目是献给谢德庆（Tehching Hsieh）的, Abramovic在开幕上介绍，说谢是她的个人英雄，对他的“放弃艺术”和“去生活”的看法很是赞赏，Abramovic认为这种行为是“将艺术权力变形“。谢对此并不是完全肯定，他笑起来很害羞，对他人的赞赏耸耸肩，就溜进了后屋，避免被人关注。

节目以Abramovic的The Drill 开始，可以说，

杰夫•昆斯知道怎么入场。电影人Mike Figgis,皇家学院的前主管Norman Rosenthal,设计师Stella McCartney都过来了，艺术家周三在蛇形举办了他在英国画廊举行的首场重要展览。四个孩子，两个保姆，妻子和丈母娘都过来了，昆斯站到了一边，跟人小聊。艺术家也许以他那庸俗的作品而著称，但他却收集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的大师绘画。他说：“达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这种谄媚，他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不相信错误。”外交辞令般的回答，被他那带着小圆帽的小儿子过来打断了。

这场私人预览中，小孩尤其显眼，只要有小手伸向玩具般的雕塑，就有黑衣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昆斯的太太说，他们的孩子“直到现在才习惯不去碰那些作品。”伦敦的经纪人Pilar Corrias说，她的儿子刚刚才学会了不去碰那些乌龟和海象，而周围的大人们都试图重新去发现内在的小孩。维达•沙宣对这些作品表示赞赏。这位著名造型师的妻子Roonnie则对贫穷艺术表现了兴趣：“我们收集曼佐尼和丰塔纳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极简主义作品。”越过沙宣的肩膀，我看见了Sarah Thornton，她是《艺术界七日》的作者，说：“有很多性感的海鲜。一只倒立的大红龙虾可以说是艺术家崛起的象征。”

在我们进入昆斯的作品之前，我遇到了

巴塞尔是座快乐的小城，晚间从派对出来后，人们（比如我）可能会看见一辆警车停下来，让一对受伤的鸭子过马路。在Messeplatz有个可爱的马戏团叫the Knie，揣测艺术人士们在Ramada订房，是因为能向下看到特别的风景，醒来后看到斑马。在这里，有些地方的名字是“别着急”，“快乐吧”，“朋友吧”，后者用不知名的电视剧海报装点着门面。批评讽刺的火花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样的氛围不时地要受外来者的影响而调整一下，比如以大型的现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形式。

四十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幕前的周一晚上，那些收藏阶层的人和参加者们照例来到了城市庞大的会议中心，参加博览会“策划的”项目：艺术宣言和艺术无限。大家似乎都很兴奋。穿着白色Swear鞋子的Marc Spiegler（每年巴塞尔他都要买一双）和Annette Schönholzer, 博览会的总监们，在门口招呼着客人。Spiegler很高兴，说：“做了这份工作，缺了很多觉。”在两部分中，大部分人都将他们的赞扬给了艺术无限，博览会的这个部分以大型的个体项目为主。有些很特别。在一个房间里，Roni Horn的自画像对面是一组南戈尔丁的126幅《性依赖叙事曲》的照片。另一房间献给了Sigmar Polke黄褐色的《云彩》画；一块努比亚陨石放在室中央，Michael Werner总监Gordon VeneKlasen说：“要是知道这里有多少陨石行家，你肯定得大吃一惊。”

周一很晚时我才来到威尼斯，参加丹尼尔•伯恩鲍姆担任策展人的双年展，到了之后，搭上了似乎是来自Ferrovia的最后一班游艇。目的地：San Zaccharia和一家可以想象得到的、狭窄而又昂贵的酒店。浏览着2007年的旅游指南，我注意到在“Dorsoduro”的一节，有个新闻的题目是“Pinault in the Punta?”这个调调太油腔滑调了吧。小册子的部分似乎索然无味，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用西班牙俚语去思维，而不是意大利语。不管怎样，François Pinault今年确实在Punta。我对于导游册预言重拾的信心，被我对它眼下的用途所激起。谢天谢地，变化在威尼斯是不受欢迎的。

第一场邀请预展的前一天是周二，我在Giardini周遭转悠着，发现极少有场馆可以参观或者已布置完成（一些周三也没有完成）。Pinault，左右两边是很酷的策展人Alison Gingeras和Francesco Bonami,是少有的几个享受私人散步者。看上去，他对早些时候参观的Elmgreen & Dragset的丹麦和北欧展馆很兴奋。这场迷人而有些奢侈的展览名为《收藏》，是对市场和其中的主人公的讽刺。剩下的空间里，有很多艺术买卖人和媒体人。纽约-伦敦艺术家、却代表德国馆的Liam Gillick说：“有一千七八万人口的国家这么早不会让任何人进的。我敢肯定，这里有种后殖民帝国主义焦虑的症候。”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5月18日于广东美术馆开幕，和往届一样，学术研讨会是展览中重要的一部分。研讨会设在开幕头两天，其主题是“摄影的‘看’与‘真’”，会议上来自摄影外部的理论大大超过了摄影自身，摄影作为视觉文化研究已经是无须质疑的了，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美学家、文化学者、摄影师的发言给出了摄影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案例。但会议略显紧凑和粗糙，每位学者的发言只有短短十分钟，中国学者发言大多没有图像说明。尽管在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难以避免地充斥着对本雅明和桑塔格文字的反复引用，但令人欣慰的是有学者对摄影史——尤其是摄影术发明初期的史料，重新进行发掘和研究，材料的回归，图文互证的方法我认为比空洞的概念陈述更加有力。如摄影学者王瑞的《清宫摄影的史迹印证与政治叙事》采用大量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朝宫廷照片中的政治观念和皇家审美趣味；策展人之一温迪 • 瓦曲丝（Wendy Watriss）《变动的影像》（Changing Imagery）讲述了过去没被关注的19世纪末第一代拉美摄影师的实践和社会视角。

展览分为六个专题（写真、感光、显影、放大、国际视野、纪录片特别展映）和一个特展（庄学本百年诞辰特别展）。第一单元“写真”的展品倾向于摄影史的图像罗列。在美术馆大堂内，

可能因为丹尼尔•毕尔包姆（Daniel Birnbaum）的威尼斯双年展迫在眉睫，他在宣言《年代表》（Chronology）里精辟的开场白（借用博尔赫斯的话）似乎在周末上海画廊的开幕展上萦绕不去：“我希望永远地回到永恒的回归。”（I tend to return—eternally—to the Eternal Return）2009年春末，对于接受了教训但不致人心动摇的中国艺术圈来说，杨福东在证大MoMA的新作展（如果你觉得似曾相识的话……）似乎是个聚会的好理由。“后感性”一帮从北京乘飞机南下；中国美院（杨福东的母校）刚刚离校的毕业生和年轻的教职员从杭州坐火车赶来；香港艺博会结束后没有及时撤离的残留人员（包括我）从珠江三角洲北上聚到长江三角洲。这些往来赶场和接下来的交流互动里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可言，而这正是重点所在。

周末活动以星期六晚上香格纳画廊开幕的展览“黑板”拉开序幕。杭州艺术家陈晓云（他的职业生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和杨福东的创作历程互成镜像，从杭州校外合租的学生公寓到他们纽约代理画廊的地址，Christian Haye的The Project和Marian Goodman分别位于五十七大街的两边）组织了这次振奋人心的活动，旨在创造一种“大家一起来”的团结气氛：将相同的黑板加上三百元人民币的创作费分发给三十多名艺术家——如此做法放到伦敦绝对行不通，但在上海仍然吃得开。展览概念可能有些幼稚，但对于长期关注后感性一代（杨福东当然也是其中一员）的人来说——今年又是99年地下室展览举办十周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老前辈和新信徒各自最好和最坏的自己。

2009年香港国际艺术展开幕前一周，上百的游客被隔离在湾仔维景酒店，这里距离举办博览会的会展中心很近，大部分来到香港的旅客，到达后都要进行体温检测。幸运的是，流感的恐怖并没有吓退亚洲艺术的玩家们。大家按计划到达这里，也许，艺术展在“入口和某些特定地方放有杀菌手洗液”的保证让大家安心下来，但也许就如一位北京艺术家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不过是希望能在五星级的君悦大酒店接受隔离而已。

预展开始后，心情开始好起来；博览会非官方的口号“比去年更好”映入眼帘。入口处，是新来的高古轩，Lisson, 白立方，他们奉献的都是佳作大作（Lissson墙上都是Julian Opie的作品），再往前走，是北京的那些画廊如Boers-Li, 常青画廊，麦勒画廊, 红门，香格纳画廊，以及一些亚洲画廊如Kukje, Tomio Koyama和诚品, 每一个都在做着润色工作。收藏家和本地的观众对于这里都很认可，交流着他们的想法，比如质量、专业、有潜力等等。唯一的抱怨是白墙（塑料的，而非木头）和白酒（没法喝）。

高古轩夜晚开幕的afterparty在the Pawn举行，提供了更好的美酒，这是家当铺改成的餐厅，画廊的Nadia Chan荟萃了80年代的一些曲目，但很少有人能随之翩翩起舞。（高古轩去年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但不知道何时他们将在此开设一家真正的画廊）。第二天晚上是Schuebbe

周三晚上，战后和当代艺术的市场在第五大道的四十九街小规模地折腾了一番。虽然男女宾客都穿上正装，精心打扮地来到这里，但是，在佳士得门外的谈话则是“与市场脱节”。一些人，毕竟还是非常有钱的。在当下的环境下，很难说服收藏家将他们的作品进行公开拍卖，不过，佳士得已经获得了预期所期望的一切。嗡嗡的人群对这种old-school的氛围还是很高兴，而很多买家也很高兴，因为53件拍卖品，没有一件是要交保证金的。Jeffrey Deitch说：“今晚，将是一场真正的拍卖。”

大家落座后，拍卖商Christopher Burge让拍卖行保持肃静，接着引介了最先的二十件拍卖品，大多数来自洛杉矶艺术大亨Betty Freeman的收藏。Douglas Wheeler1968年的白色树脂玻璃作品为二十九万五百美元，是2007年的记录三倍还要多。奥登伯格1976年的《打印机擦》（Typewriter Eraser）被Citigroup艺术咨询公司以220万美元买走。另外一个来自Freeman收藏的奥登伯格的作品，一件1968年制作的不太结实的、有两个棒球棒的雕塑，却没有找到买主。一个经纪人说：“一件不结实的雕塑已经令收藏家感到害怕了，何况一对儿！”

Roy Lichtenstein1977年的Frolic，是向毕加索致敬的作品，三个竞标人将价格推到了六百万。最终Larry

在奥克兰艺术博览会开幕致词上，市长John Banks说：“现在我们是第四名，不久后就是第一名了！”这座新西兰的首府，在近日的一项排名调查中，仅次于维也纳，苏黎世，日内瓦，与温哥华打成平手，成为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他说：“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我知道我说得有点快了。”他的话引起了一些不太合适的笑声。这时，博览会总监Jennifer Buckley接了话茬，言谈更具外交辞令，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婚礼策划师一样，有一百个新娘在我面前，她们很漂亮吧？”但是，博览会不得不让人在主办城市和那位更大更热闹的邻居之间做些比较。

这是第三届博览会，也是最大的一次，比起2007年，此次参加的澳大利亚画廊更多，与更为著名的墨尔本艺术博览会多少形成了比较。策展人Blair French在宣言中说，更多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艺术家的出现，为两地架起了桥梁。他们的地位和声誉更多的取决于机会与资源决定，而非出生地和作品的地方色彩。作家兼策展人Gregory O’Brien在文章中表达了希望，期盼来自Tasman两岸的艺术家也许可以形成一个“聪明的、非正式的、竞争小的、偶有争吵但是却相互支持的团体，在世界边缘的这里。”现在看来，这个团体不仅很优秀，而且呈良好态势，令人产生敬意。

当然，还是有些人不太好对付。“嘿，不准拍照！”来自墨尔本的画廊Neion Parc的Geoff

上周五，Pinchuk艺术中心发布了《安魂曲》，展出的是达明•赫斯特近期的部分作品，大部分都来自私人收藏。经过一年的策划和九个星期的布展（就在开幕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助手们还在忙着给一个巨大的烟灰缸喷发胶），展览使得赫斯特和收藏家Victor Pinchuk的友谊和创意性合作达到了顶点。神采奕奕的Pinchuk欢迎着艺术家、石油大亨和其他有闲客人们入场。整个晚上，这里唯一的楼梯大约接纳了两千名观众，其中有策展人小汉斯，Norman Rosenthal, Suzanne Pagé, 艺术家Michael Craig-Martin, 赫斯特伦敦的代理人Jay Jopling。另一位代理人高古轩则缺席（“他感冒头疼，我猜。”一个艺术顾问说）。

如果说，艺术家去年九月的苏富比拍卖，意味着演绎了艺术界的内部运作规则，那么，《安魂曲》则进行了一番微妙的修正，模糊了一本正经和冷嘲热讽之间的界限。开幕式的活动中，有小孩在木偶剧院表演圣歌，而第二天赫斯特和Pinchuk在户外举行的“自己动手 进行彩绘”的活动，则又让人大跌眼镜。

新闻稿中，展览多少被定义为回顾展，但大多数作品实际上是新作，很多是第一次展出，也可能是在基辅最后的展出。开场作品是《一千年》，这件从1990年开始创作的作品，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玻璃大箱，里面是锡锅装的糖，一个粘捕式灭飞虫灯，一只牛头，渗出了一滩血。两个玻璃箱底层遍布着死苍蝇，少数几只还能飞的，扑扑地飞着，撞向了玻璃。

喻红的个展《时间内外》于2009年4月10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喻红从1999年至今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最新的巨幅油画《天梯》和《春恋图》、树枝画系列和目击成长系列等，当天也是王小帅导演的《冬春之后——喻红篇》（2009）的首映。

此次展览可以说是喻红近年来最大的个展，在开幕式上，喻红身穿修长的灰色礼服，成熟庄重，惊艳四方，成为媒体和观众全程追逐的对象。同时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策展人郭晓彦、香港画家梁洁华、长征空间的卢杰、导演王小帅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谢东明。一贯以来，广东的个展均难以做到如北京上海那般热闹，但这次画展开幕却使美术馆大厅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客人。由于喻红和刘小东一向对写实语言的探索和坚持在学院体系中负有盛名，再加上这是喻红首次在广州做个展，自然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美术院校师生。

二楼的展厅展出了喻红的最新作品《春恋图》，那是四张四米乘三米的组画，构图方式借用了唐代宫廷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对名作借用，关键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只有结合喻红其他作品进行整体阅读，才能更好地发掘其内在的连贯性。关注自身，即关注自身作为一名女性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仅是第一层解读线索，再进一步，可明显地注意到画面中出现了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小孩、青年、孕妇和“她们”身边的琐碎物在一起，但没有老人，或许由于艺术家没到达那一阶段。画卷的末端是喻红和一个头顶羽冠，脚打着石膏的女性形象站在一起，这似乎是喻红本人的工作状态，她正在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