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采访 INTERVIEWS

    马尔齐亚·米廖拉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曾预测,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将超过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的增长速度。这一富有争议的论断不仅指出了地球上人类活动的极限,同时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理论产生了影响。艺术家马尔齐亚·米廖拉(Marzia Migliora)在意大利加拉拉泰美术馆(Museo Arte Gallarate)的展览“马尔萨斯的幽灵”(由Matteo Lucchetti策划,展期至12月13日)探讨了产业化农业生产系统带来的风险。这场布置极其简洁的展览将其视觉上的丰富性隐藏为一个秘密:只有当观众开始行动,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开始承担责任时,秘密才会解开。米廖拉首次采用立体模型和虚拟现实等视觉技术,将目光投向环境美学和伦理学,以一种时而诗意、时而讽刺、时而对抗的概念性方法,探讨了资源开采、饥饿和可持续性等问题。

    我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人不得不与绿色革命和产业化农业竞争,最后失去了大部分土地。我们仍在为始于50年代的发展进程付出代价:农业集约化;杀虫剂和化肥取代传统肥料;生产过程完全机械化;种子被基因改造;地下水被污染;土地被耗尽。这些方法彻底改变了土地的产出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的生活质量,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我在另外两个展览中探讨过饥饿和食物的主题,分别是2017年在威尼斯雷佐尼科宫(Ca’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余震:陈佩之

    美国总统选举前后,ARTFORUM邀请若干艺术家就大选分享了一段文字、图像或者视频,我们将在中文平台陆续翻译发布这些内容。

    11月3号之后的几天,我完全没有胃口。什么东西吃起来都不对劲。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新冠病毒和当下的政治灾难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二者都令我们丧失知觉。

    失去味觉和嗅觉是新冠的两大主要特征。社交距离进一步剥夺了我们的触感和与他人亲近的能力。在过去四年,我们必须忍耐一场洗脑式的选举的结果,它导致我们用常识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集体能力的丧失。

    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以及所谓的“内感受”——一种知觉的集合,提示着我们体内发生的活动,比如心跳和肠胃状态——是理性的根源。感知造就情感经验,而理性则从这些体验中获取价值和意义。感知越敏锐,理性分析的能力就越强大。脱离了实际感官经验的理性分析是完全非理性的。

    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是一个倒退的政权想要握紧权力时使用的剥夺方式。当感知弱化,或者人对新的感知方式变得不再那么开放,理性便走向衰退。假消息就是如此生根发芽并且变得枝繁叶茂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会不顾自己的利益和健全而沦为当权者影响力的受害者的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艺术恰恰是可以最自由地进行体验的领域(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观众),你无需害怕伤害、评判或者报复。练习使用我们的感官——在我们观赏或者创作艺术时——能够加深它们的能力,并且产生丰富的想法和感受,这又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理解事物的理性分析能力。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余震:凯伊·罗森

    美国总统选举前后,ARTFORUM邀请若干艺术家就大选分享了一段文字、图像或者视频,我们将在中文平台陆续翻译发布这些内容。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余震:D·斯科特

    美国总统选举前后,ARTFORUM邀请若干艺术家就大选分享了一段文字、图像或者视频,我们将在中文平台陆续翻译发布这些内容。

    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性别歧视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排斥移民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否认科学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热爱警察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痛恨地球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残杀自己人民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拥抱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国家

     

    选举结果如此接近说明了一切

    每一张选票都应该被统计,但统计选票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本质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余震:克里斯汀·孙·金

    美国总统选举前后,ARTFORUM邀请若干艺术家就大选分享了一段文字、图像或者视频,我们将在中文平台陆续翻译发布这些内容。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被宣告的。被注释的。被誊写的。被归档的。被保存的。被证明的。

    我想要一个投票时无需恐惧的国家。

    我想要一个记住自己历史的国家。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余震:格伦·利根

    美国总统选举前后,ARTFORUM邀请若干艺术家就大选分享了一段文字、图像或者视频,我们将在中文平台陆续翻译发布这些内容。

    《后果》(Aftermath)在2020年11月4日前就点亮了,而且在这件霓虹灯作品描述的日期过后仍会如此。尽管标题暗示着2020年11月4日是我们看到美国会如何面对大选结果的日期,但霓虹在这天前就亮起意味着我们早已身处“后果”之中了,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紧急状态从几代人之前就开始了,早在殖民者到来之时,对于从非洲贩卖至此的奴隶而言,紧急状态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

    阅读全文
  • 书评 BOOKS

    大塚英治的少女和她们的“可爱”天皇

    2016年7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首次披露了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意向;8月8日,电视上播出了明仁天皇宣布退位意向的录像。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正式退位,后继者德仁天皇于翌日即位。作为日本战后第一位以“象征天皇”身份履行职责的天皇,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宣告了“平成”时代结束;与此同时,就像平成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故最终往往都在暧昧而模糊的气氛中收场那样,除了新年号激起热议之外,遗留在“象征天皇制”这一由日本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含混制度中的问题——如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皇室的政治权利和身份问题——并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

    当然,言论界不乏借此契机重新回顾平成史乃至昭和史的论著。在众多历史意味浓郁的论著中,批评家大塚英治的声音颇为独特。他在《感情天皇论》(筑摩书店,2019年)一书中将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视作一个症候,试图从文本分析乃至文学分析的角度阐明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象征天皇制”怎么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除去大塚在书中论及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或亚文化现象(电影《新哥斯拉》)及其对应的关于战后天皇制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他的“论题”本身更加值得关注:如这本书的标题所示,大塚认为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历史落脚点是“感情天皇制”,而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感情天皇制”这一特殊的命名中,“感情”一词一方面指的是天皇在作用于国民“感情”的维度上承担起自己按照宪法规定的“象征”作用,从而在不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感情劳动”,即付出自己的“感情”以影响国民的“感情”(如走访灾害发生地、慰问灾民、出席仪式等等),另一方面指的则是民众将天皇及其言行举止还原为这种“感情劳动”,彻底从“感情”而非“思想”上对待天皇:

    阅读全文
  • 影像 FILM & VIDEO

    伯恩之药

    《美国乌托邦》(Amercian Utopia)是一种精神状态还是一种遗忘状态? 一个波希米亚家庭聚会被嫁接在《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r. Rogers’ Neighborhood)上,还是一个聪明过头、达达主义者转足球爸爸的《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音乐剧版本?歌手-观念主义艺术家大卫·伯恩(David Byrne)和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合作的这部音乐会电影十分“当下”,不过不幸的是,感觉却与实际的美国大相径庭。 从这部音乐剧于2019年末到2020年初在百老汇上演到今年这个悲惨的10月的短短几个月内,看似欢快的音乐剧提升士气的作用已经变得不再可靠。“不稳定”(precarity)取代“健康”(wellness)成为这个社会的新口号和清醒信念,乐观主义如同蘸了洗手液的棉花糖一样迅速萎顿了下去,你可能发现自己被矛盾的浪潮起伏的节奏持续地击打着。

    伯恩和李的合作确实精准地制造出了一种统一的世俗-福音音乐氛围——好像对乔纳森·戴姆(Jonathan Demme)令人兴奋又刺激的音乐会电影《别假正经》(Stop Making Sense,1984)的一次彻底的理性化处理——这部电影抓住了伯恩和其他Talking Heads成员最神经质也最与众不同的瞬间。在专业度和细节上,波恩和李的合作取得了成功。伯恩精心安排了歌曲,直接、清晰,如钉子般尖锐。

    阅读全文
  • 采访 INTERVIEWS

    阮俊

    阮俊(Tuan Andrew Nguyen)近年来混合的影像作品如同魔咒,总能唤起辗转流离的民族记忆,其层层叠加的叙事无论对于片中人物,还是观众而言都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魅力。阮俊的新作《团结之罪》(Crimes of Solidarity)于10月初在法国马赛第十三届宣言展(Manifesta)上首次亮相。这一巡游于欧洲各国不同城市的双年展(本届举办城市为马赛)刚刚结束了其前后为期六周、覆盖多个地标性场所的开幕,所有展场将开放至11月29日。《团结之罪》是艺术家与马赛圣瑞斯特占屋(Saint-Just Squat)的寻求庇护者们远程合作完成的作品,既体现了本届宣言展以社群为中心的策划理念,也代表了现居西贡的阮俊长期以来(无论是作为个体艺术家,还是作为螺旋桨艺术小组的联合创始人)的实践原则。本文中,阮俊讨论了他在此次宣言展上的委托创作:借助脚本设定并被(错误)记忆的语言,艺术家完成了一次现场表演和录像摄制,戏剧化地凸显出内在于故事叙述、文献记录,以及好客与善意之中的伦理矛盾。

    阅读全文
  • 观点 SLANT

    发生两次的历史

    在《杜尚之后的康德》(Kant After Duchamp,1993)中,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记下了学生时期一段与福柯的短暂对话。德·迪弗问福柯书写当代艺术是否可能,并提出自己的困惑:“你研究古典时期的著作得益于超过两个世纪的历史距离,而现代性太近了。我觉得自己陷在一种两难困境里:如果说现代性的考古学成立的话,我们就不再是现代的,又或者,我们还仍处于现代性之中,那么,现代性的考古学就无法成立。”对此,福柯用一种现在看来有点市场决定论的口吻微笑并鼓励道:决定权不在你,而在于你的读者。也许福柯说对了,至少这在市场决定论的中国根本不是问题。许多才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就可以举行回顾。最近,由艺术家徐震与哲学家陆兴华主持的“上海广场”在同名商场中开幕,仍在招商阶段的地面层空间摆满没顶画廊相关艺术家的作品,顺带将徐震刚出道时共同策划的“超市艺术展”的回顾访谈以及比翼空间的大事记草草放在展场角落。 “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在1999年,飞苹果、杨振中、徐震借了现代艺术中心的牌,让33位前卫艺术家跻身当年上海广场的闲置空间,模仿超市货架设施来办展——有点1993年日本的“银座艺术漫步”(Ginburart)舍弃美术馆、介入消费人群的挑畔意味。2020年,破碎的历史材料沦为兑现商场聚拢人气的需求,自然也不需要像第一次那样被请去喝茶了。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