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汉默 （Barbara Hammer）是一名实验电影人，代表作有《Dyketatics》（1974）和《硝酸盐之吻》（Nitrate Kisses,1992）。电影回顾展于9月15日到10月11日在MoMA举行，10月4日举办讲座，此外观众也将看到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表演、装置和摄影作品。6月19日和23日，她的电影也将在博物馆举办的“玛雅•德伦和她的遗作：女性实验电影” (Maya Deren and Her Legacy: Experimental Films by Women)系列中放映。自传《汉默！用性和生命做电影》(HAMMER! Making Movies Out of Sex and Life)近期由女性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出版.

通过化疗恢复后，我开始整理我的文档。看到这张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我想因何成名》的题目时，我感到很吃惊。这应该是去纽约前的80年代初期时写下来的，当时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根据上面所写的，那时的我，想成为一个影像上的诗人，想对世界产生影响，想创作可以激发他人的作品，想凭借具有创意性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得到认可，这些作品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些文字中看出，当时的那个三十左右的年轻女人，完全是充满了宏大的理想。

当我看到这些时，觉得不太自在。我要得太多了。现在，我和创意资金（Creative

阿劳（Aarau）的魅力不容置疑，但在艺术世界地图上，它显然不是人们的目的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周日大清早上，我们一大堆人围着一张井井有条的瑞士自助餐桌开始享用燕麦粥、肉汤和咖啡，那些艺术知识分子终于在苏黎世和巴塞尔之间找到了一块歇脚的宝地，而且没有被奥尔藤（可怜的奥尔藤）隔开。但是把Eva Presenhuber、Barbara Gladstone和 Beatrix Ruf都拉过来还是不够尽兴，因为这里需要一些带“艺术”的东西，比如Aargauer Kunsthaus画廊，而且展览还要做大，就像Ugo Rondinone的《The Night of Lead》一样。

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看了看这家美术馆玻璃外墙上画的砖头图案说“你会让Kelley Walker嫉妒的！”Rondinone也诙谐地说“我们都受了Cady Noland的关照呀”，显然他没忘了三年前在东京宫（Palais de Tokyo）为Noland举办的展览。

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到处都能看到Rondinone的作品，他的《Big Mind Sky》挂在博览会广场的Ramada酒店上，这面有彩色窗户的墙延伸到艺术无限（ART

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于6月19日在星空间开幕。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开幕当天，观众除了欣赏到邱炯炯的画作以外，还观看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姑奶奶》 （2009-2010）。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复杂、身份双重的同性恋，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动直白的言语，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表演，似乎照见了人性中最私密最无忌的那部分。以下是导演本人对这部作品以及主角的解读。

当初裁缝每周二晚都会在三里屯南街的“法雨”酒吧进行异装演出——不为钱，只因这能使他痛快。第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的，刚上二楼就看见灯光昏暗的深处坐着一位比亚兹莱风格的“女士”正和别人聊天——朋友告诉我：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碧浪达”；不要乱说话，“她”脾气很暴。暴力而美艳——这是因惊鸿一瞥和道听途说而形成的粗浅印象。直到“她”开始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我凝视着 “她”脸上的那两道黑乎乎的眼泪，越看越含混——母仪天下的劲儿，河北地区的范儿，这个集“女神”和“金刚”为一体的“碧浪达”活脱脱是一只虚弱、顽固、絮叨的本地野兽。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拍摄“她”的欲望——我想从中求证：我想拍的仅仅是同性恋还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她”非常生动。这已经足够诱惑我了。

很快，“碧浪达”成了我女朋友的缪斯，她画了一系列的“她”，我阅读着这些画作，主动地设置了影片技术性的依据——走，去寻找画中人！我们每周都去看“她”的演出，也经常去裁缝家，与主人公的交流留给我的尽是奇妙的回忆。

凯瑟琳·隆贝格（Kathrin Rhomberg）是第六届柏林双年展当代艺术部分策展人，当代艺术将在柏林多个地方于6月11日展出。在下文中，她谈到了本次展览和19世纪的画家门采尔，以及她为什么选择了克罗伊兹堡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展区。

本届柏林双年展的想法来自于我过去十年的观察思考，不仅指艺术界，而且也指这个地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情况。其中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例如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回顾。每次我和青年艺术家谈起20世纪的问题与话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相似：未来不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了。因此，我现在也有必要追问：艺术和当下的时刻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人们总是追问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比如1920年代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哲学家卢卡奇，还有艺术家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等人。到了60年代则出现了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模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深层的危机。现在，很明显的是，经济的衰落必将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觉得这种趋势始于90年代末的一些欧洲国家。“9•11”提醒我们，危机真的很严重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经济世界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柏林双年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举办，使我们可以追问艺术与当下的关系问题。

我还决定增加一个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的素描和水粉展览，由麦克·弗雷德（Michael

在伦敦皇家学院的院子里，已故的雕塑家Barry Flanagan的兔子雕塑前，疯狂的闪光灯对准英国电视主持人、杂志封面女郎Alexa Chung闪来闪去。周三开始的夏季展预展派对，如今已经举办到第242个年头，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公开作品征集展。一群富人蜂拥进了学院的厅里，这里遍布了1，200件作品，大部分都是用于出售的。

传奇赛车手Jackie Stewart的儿子Paul Stewart是来买画的收藏家之一。他希望能买到Sean Scully的画，结果很大失所望，这位爱尔兰艺术家的《由外而内》[Outside in (Yellow)]不卖。Stewart说：“我有他的一幅80年代早期的画。”在他不远处，英国内政大臣Theresa May正穿过人群，Chung则和她的爸爸平面设计师Philip在说话。Chung说：“我已经从之前RA的夏季展中买了两件作品。”并表示她并不喜欢George Condo的《屠夫、女仆和房东》（The Butcher, The Maid an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社交场上的花蝴蝶、英国模特Poppy Delevigne被John Hoyland的一件丝网作品所打动。其他的派对常客有Duran Duran的成员Nick Rhodes，他挑出了Sarah R. Key的画作《扮成小狐狸的乔纳斯》（Jonas as

“五百字”是在当下关注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栏目。本期介绍的是上海艺术家章清，他生于1977年，从事当代艺术已有10多年了。他曾在上海参加了展览《家》（1999），之后又在成都、杭州和北京举办展览。他当前的作品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差异以及集体经验等主题。今年他以影像装置作品《别太狠》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改造历史》，这标志着他从行为艺术向电影媒介的转型，并且进入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领域。

在一次行为记录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行为用录像表达更有意思，更符合我的需要，而且更直接。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看都市人的生活被监控设备的视角所取代了。

对我而言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

以一个非真实的自我虚拟观看方式出发，将自己虚拟为女性的身体去看自己真实的身体，虚拟从别人观看自己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事，再到现在虚拟自己是一个城市监控设备来观看。

《别太狠》很具体地回忆了在80年代童年的记忆。

我现在自己象是监控摄像头拍摄了我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我对某件事和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把这个监控拍摄记忆的东西给回放出来，那些令我难忘、尴尬和愤怒的事物。我就是自己人生的监控系统。

有人说《别太狠》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之间的界限。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我想分清楚，也很难。这样挺好，就没必要去区分。

COCKATOO岛以前是海军的造船厂。岛上到处可见残破程度不等的建筑，小岛的物理历史一目了然：十九世纪早期流放罪犯建造的船台上方有生锈的起重塔吊；二战防御工事遗址散布于殖民时期的房屋中间——这些防御工事都是为了躲避日本空袭而建，但最终空袭并没有来。Cockatoo始建于1839年，最初是悉尼港口的一座监狱，专门关押那些从英格兰流放过来但死不悔改的罪犯。岛上一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自从2008年首次成为双年展场馆以来，Cockatoo就一直是悉尼双年展的主展场之一，被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械库”。同时这里也是双年展开幕周热门活动——上周二艺术家Party——的举办场地。

要上岛参加Party，必须得坐船。要坐船，必须得排队。一千五百个客人同时到达2／3号码头，有人开玩笑说好像敦克尔克大撤退。我们就这样等啊等啊，身上的衣服可能比1940年困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要体面一些，但绝望程度、希望跟朋友爱人重聚的迫切心情一点儿都不输于他们。

等我们到了Cockatoo之后，涡轮大厅的吧台就被挤爆了。头顶上蔡国强爆炸的汽车为底下的混乱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叫绝的装饰性对应物。再加上“宝格丽VIP吧台”外面Brook Andrew只对成人开放的蹦床装置《蹦跳的城堡战争纪念碑》，Party上能见到的艺术作品就这么些。展览的其他部分被隔离在别处，以免艺术爱好者们一次性受到刺激太多。艺术家Party的全部奥义就在于喝啤酒和跟着DJ打碟的音乐唱歌——八十年代的金曲反复出现，如《爱的污点》、《疯狂的世界》——据可靠消息透露，这些是几乎所有地方艺术圈Party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作品有《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2000) 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2004)。最新录像装置《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于七月三日前在伦敦的BFI画廊展出，电影《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近日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本次访谈，他讲述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以及近期曼谷动荡的政治局势。

比起我在戛纳的影片，《纳布亚魅影》的拍摄是更为特别的经历。在大型项目"原始计画"（Primitive）中，《纳布亚魅影》只是一部分，通过一个村庄和它的历史，来寻找越南东北部的集体记忆。而《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则走入了个人的记忆史中。在那部录像作品中，纳布亚的人们试图遗忘，他们不想记住那段艰难时期里所遭受的暴虐和困苦。而我最新影片里的人物，则从来过一场的生命中记住了很多。我只和我的记忆互动；这点在我所有的影片里很明显。但是“原始计画”中，我却将这点延伸开来。这件作品审视了我成长中的记忆图景，可我的记忆毕竟是偶然而盲目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讲述。当时感觉非常自然。

对于之前的项目，我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主题，

“女士们！一千到一千五。”穿灰色运动裤的女士望着第四十五号拍品——安迪•沃霍尔的《银色丽兹》说。她的意思是估价：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

“绷得不太好，”另一个穿Burberry外套的女士不屑地说。她指的是画布。“Trixie的丈夫有一幅沃霍尔在餐馆纸巾上画的自画像，”第三个人炫耀道。

佳士得周二战后和当代艺术品夜间拍卖会最后一次公共“观礼”的确看着有点儿像丧礼探访会，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聚在一起暗中观察竞争形势。一脸坚定的蓬蓬头女士们拿着老式的35毫米胶卷照相机逐个看货；穿着订制西装的男士手持咖啡纸杯四处巡视。John McEnroe头戴网球帽，脚蹬一双白色匡威鞋在一楼展厅飘来飘去，最后停在沃霍尔1964到1965年的蓝色“电椅”前凝神良久。当然，作品看上去无可指摘。

Louise Lawler也去了，扛着一台中画幅的Mamiya和三脚架。她说：“我不是很确定我来这里干什么——我经常没想要来，但总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很多年前，我拿到许可来拍现场拍卖，但等我带着照相机到了以后，拍卖行某高层看着我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同意让谁来拍照片啊。’就好像我不是个人似的。现在我感觉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我也不是唯一一个带着照相机的。”

她说得没错——但她的出现为整个过程增添了一点灵光：艺术变成商品，商品再变回艺术。（接下来，也许－希望？－又变成商品。）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拍卖行越来越偏向当代，沃霍尔“一刻”魅力不减，总在催生更多艺术与商业的神圣结合（以及不友好的分手）。

洛杉矶艺术家Phil Chang在他的首本艺术家书《四对一》（Four over One）里，将经济和经济萧条图片化，这本书由洛杉矶艺术馆出版。发布会于五月十五日在Printed Matter举行；艺术馆方面在五月二十三日将举办一场招待会。

这一项目2007年开始。对于经济学世界发生的一切，即经济衰退和我们视为房屋基石的某些东西的不稳定性，我都非常感兴趣。我在想能否通过摄影来表现经济大萧条。如果要这样表达，是否意味着我要去拍摄失业大军或加州河畔抵押的房屋？或者要去雷曼兄弟或AIG那里拍摄他们的洛杉矶大楼？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意思。我想做些东西，通过结构程序，摄影制作方式本身来突出经济大衰退。开始，我用了一个老式的图书扫描仪，将过期的一张摄影纸排版，它暴露在扫描仪的光下，当它反射出光时，纸张的表面就产生了变形。形成一个数码图像，表现纸的无用性，对我而言这很重要，零和的过程模拟了资本主义内在腐朽的循环往复。

2009年7月，洛杉矶当代艺术馆的图片总监夏洛特•科顿（Charlotte Cotton）建议我将这些作品变成一本书。我之前可从来没有以这种形式展现作品，她非常大方，对此深信不疑。我开始与Textfield, Inc的设计师加纳森•马根（Jonathan Maghen）一起合作。八月到十月，我们看了很多畅销商业文字。我们读了《Wired》前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巴巴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是一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记者，她从1997年起在《纽约时报》、《美国艺术》、《名利场》等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和艺术家。她最近出版了专著《疯狂，疯狂的东方：一位美国批评家在中国的探险式经历》 （The Wild, Wild East: An American Art Critic's Adventures in China）。

我想，如果这本书能让部分中国人了解他们给西方留下的印象，同时打开西方人的视野，让他们知道这边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那就很不错了。看后我想你会感觉到，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是能够以全球性的方式运行的。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向这个方向发展。至少让两个地方的人都知道这片游戏场是什么样子。但我写这些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式体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需要改变，在这里它对你们正在产生着作用。

我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无所不知的纽约人。相反，我把自己刻画成这样的角色：起先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然后来到中国，发现还要学习好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打开思路去了解这一切，有时会吃惊，甚至特别惊讶，我的这些反应都渗透在这本书中。

我并不想贬低中国的艺术界，这里有很多令我感兴趣的东西，而我非常清楚我是在给西方读者写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边的印象完全是否定的，所以我也努力要打开他们的思维。

首先呢，很多西方人直接跟我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有什

蔡国强的作品《农民达芬奇》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重合，这次他邀请了50多个农民工程师带着自己制作的潜艇、飞机和各种各样的机械参加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馆展览。蔡国强对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关注始于2005年，为此他走访了很多乡村。在此次展览上，与这些作品、作者有关的故事也将一并展出。该展览将持续到今年7月25日。

开幕式（参展的农民）都会来，像这个做木头飞机的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生活在江西，毛泽东他们打过游击的、很穷的一个山区里边，这一次我们请他乘飞机过来，是他一辈子第一次乘飞机，以前都没有坐过。

他们看到自己的东西在城市让人家看到，被大家讨论，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他们是人，他们做的东西受人尊敬，他们也为人民增光。他们都会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别人做的东西跟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他们会很好奇，彼此就在交流和对比，有的人会想我自己做得更好，更了不起。比如说，木头飞机飞上去才了不起，铁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有的（展品）我没有收藏，但是我知道他的故事也会给大家介绍，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展出我的收藏，而是展出这些农民，一大群农民作为个体的声音，被大家看得到，他们自己的勇气和创造力应该被大家知道。

因为中国的社会，你也知道都是看整体的、看国家的力量，奥运会很成功，世博会很成功，因为这代表一个民族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展出一个一个的个人，中国的个人，而不是展集体的，民族的。通过他们个人的故事，人们就会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