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采访 INTERVIEWS

    何颖雅

    何颖雅(Elaine W. Ho)是小型合作式艺术空间家作坊(Homeshop)的发起者,这是一个以社区艺术创作为基础的开放式平台,位于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近期,何颖雅设计并发行了第二期刊物《穿》(Wear),其古典简洁的设计,模糊了公共和私密性之间的界限。这期最新的杂志探讨了一个广泛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交流?

    这个空间本身是非传统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大部分事都是以活动或时间为基础的,但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太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其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参与。虽然家作坊(Homeshop)是我举办的,它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关门在工作室创作的项目。它需要众人参与的项目:有我自己,我合作的艺术家,邻居,路人,这些人不同的参与方式构成了家作坊活动的不同方面。

    起初,我们决定记录大家为2008年8月的奥运会所做的那些事,但是我很想继续推动对话,看看别人要说什么,所以我们的刊物《穿》(Wear)是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平台。

    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第一年什么都没做。原本计划除那里之外,我在胡同再找一个店面作为探索和实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模糊关系,但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第一年就是呆在那儿,看看那个地方能给我带来什么,周围的环境对此如何有什么反应。一切都是依靠关系建立起来的,我如何和邻居交往,邻居如何与我交往,所以那一年是一个孕育期。奥运会为我们第一系列活动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这个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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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裴丽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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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曼哈顿来到了马德里[马德里]

    常言道,马德里从不睡觉,但纽约也从不睡觉(“没有休息的恶人”——语出《圣经》赛亚书 48:22和57:20-21,译者注),这样一来,在Douglas Crimp和Lynne Cooke上周三在索菲亚王妃艺术中心策划的大型展览《混合使用,曼哈顿》(Mixed Use, Manhattan)上这两个城市倒是可以“同床为伴”了。不仅纽约艺术来到了马德里,连纽约的天气也接踵而来,艳阳天一下乌云密布,但是雨却没有浇灭马德里观众对这次展览活动的热情。

    Crimp在周三开幕式上说:“最初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从1977年以来就再也没策划过展览了”(但那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展览呀!)。这次《混合使用》展览既探讨了变化中的城市问题,也探讨了近几十年来摄影对于艺术的影响问题,摄影不仅是作为一种档案或者“批判性”实践,而且也是一种适当的“使用”方式。因此,现代主义的艺术家Peter Hujar和Danny Lyon等人都和辛迪•舍曼、Barbara Probst等人具有反思性的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摄影的再现方式,例如Glenn Ligon在他居住过的地方进行书写)。

    这次展览并无新奇可言。但也并不是平淡如水,而是简简单单,充斥着很多漫无目的的作品。奇怪的是,“动态图像”往往是最“静态”的,总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题材(Steve McQueen的《自由女神》、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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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安迪•沃霍尔传及其性生活》再版发布会[纽约]

    John Wilcock编的《安迪•沃霍尔传及其性生活》(The Autobiography and Sex Life of Andy Warhol, 首次出版于1971年)是一部关于沃霍尔工厂的纪实口述史。John Wilcock是《村之声》(Village Voice)杂志的联合发起人、《访谈》(Interview)的出版人、作家,也是沃霍尔工厂的常客(“这既不是一部传记,也没谈性的问题”)。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对波普如醉如痴,沉浸在学校图书馆里到处搜寻这方面的书籍。在学校,我学着将战后美学和小道传闻混为一谈。1990年代初,编者Christopher Trela发现了沃霍尔晚年的很多简易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期,但之前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Christopher Trela决定通过艺术书籍来彻底改变人们对于他这个时期作品的认识,强调这个时期的创作价值,并且将其归入沃霍尔档案中。

    时隔四十载,老书换新颜。本周三,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为这本书的再版举行了庆祝仪式,来宾包括Steven Watson博士(沃霍尔专家)、“研究美国前卫群体活动专家”,以及当时接受采访的一些人:沃霍尔的超级明星Taylor Mead(出演《Tarzan》和《Taylor Mead’s Ass》)、图片记者Gretchen Berg(他在传记中把沃霍尔塑造成了一位圣徒)、沃霍尔的助手和工厂总监Ge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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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芭芭拉·汉默

    芭芭拉·汉默 (Barbara Hammer)是一名实验电影人,代表作有《Dyketatics》(1974)和《硝酸盐之吻》(Nitrate Kisses,1992)。电影回顾展于9月15日到10月11日在MoMA举行,10月4日举办讲座,此外观众也将看到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表演、装置和摄影作品。6月19日和23日,她的电影也将在博物馆举办的“玛雅•德伦和她的遗作:女性实验电影” (Maya Deren and Her Legacy: Experimental Films by Women)系列中放映。自传《汉默!用性和生命做电影》(HAMMER! Making Movies Out of Sex and Life)近期由女性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出版.

    通过化疗恢复后,我开始整理我的文档。看到这张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我想因何成名》的题目时,我感到很吃惊。这应该是去纽约前的80年代初期时写下来的,当时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根据上面所写的,那时的我,想成为一个影像上的诗人,想对世界产生影响,想创作可以激发他人的作品,想凭借具有创意性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得到认可,这些作品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些文字中看出,当时的那个三十左右的年轻女人,完全是充满了宏大的理想。

    当我看到这些时,觉得不太自在。我要得太多了。现在,我和创意资金(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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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拉风的巴塞尔[巴塞尔]

    阿劳(Aarau)的魅力不容置疑,但在艺术世界地图上,它显然不是人们的目的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周日大清早上,我们一大堆人围着一张井井有条的瑞士自助餐桌开始享用燕麦粥、肉汤和咖啡,那些艺术知识分子终于在苏黎世和巴塞尔之间找到了一块歇脚的宝地,而且没有被奥尔藤(可怜的奥尔藤)隔开。但是把Eva Presenhuber、Barbara Gladstone和 Beatrix Ruf都拉过来还是不够尽兴,因为这里需要一些带“艺术”的东西,比如Aargauer Kunsthaus画廊,而且展览还要做大,就像Ugo Rondinone的《The Night of Lead》一样。

    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看了看这家美术馆玻璃外墙上画的砖头图案说“你会让Kelley Walker嫉妒的!”Rondinone也诙谐地说“我们都受了Cady Noland的关照呀”,显然他没忘了三年前在东京宫(Palais de Tokyo)为Noland举办的展览。

    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到处都能看到Rondinone的作品,他的《Big Mind Sky》挂在博览会广场的Ramada酒店上,这面有彩色窗户的墙延伸到艺术无限(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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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邱炯炯

    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于6月19日在星空间开幕。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开幕当天,观众除了欣赏到邱炯炯的画作以外,还观看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姑奶奶》 (2009-2010)。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复杂、身份双重的同性恋,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动直白的言语,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表演,似乎照见了人性中最私密最无忌的那部分。以下是导演本人对这部作品以及主角的解读。

    当初裁缝每周二晚都会在三里屯南街的“法雨”酒吧进行异装演出——不为钱,只因这能使他痛快。第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的,刚上二楼就看见灯光昏暗的深处坐着一位比亚兹莱风格的“女士”正和别人聊天——朋友告诉我: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碧浪达”;不要乱说话,“她”脾气很暴。暴力而美艳——这是因惊鸿一瞥和道听途说而形成的粗浅印象。直到“她”开始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我凝视着 “她”脸上的那两道黑乎乎的眼泪,越看越含混——母仪天下的劲儿,河北地区的范儿,这个集“女神”和“金刚”为一体的“碧浪达”活脱脱是一只虚弱、顽固、絮叨的本地野兽。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拍摄“她”的欲望——我想从中求证:我想拍的仅仅是同性恋还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她”非常生动。这已经足够诱惑我了。

    很快,“碧浪达”成了我女朋友的缪斯,她画了一系列的“她”,我阅读着这些画作,主动地设置了影片技术性的依据——走,去寻找画中人!我们每周都去看“她”的演出,也经常去裁缝家,与主人公的交流留给我的尽是奇妙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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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凯瑟琳·隆贝格

    凯瑟琳·隆贝格(Kathrin Rhomberg)是第六届柏林双年展当代艺术部分策展人,当代艺术将在柏林多个地方于6月11日展出。在下文中,她谈到了本次展览和19世纪的画家门采尔,以及她为什么选择了克罗伊兹堡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展区。

    本届柏林双年展的想法来自于我过去十年的观察思考,不仅指艺术界,而且也指这个地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情况。其中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例如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回顾。每次我和青年艺术家谈起20世纪的问题与话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相似:未来不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了。因此,我现在也有必要追问:艺术和当下的时刻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人们总是追问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比如1920年代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哲学家卢卡奇,还有艺术家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等人。到了60年代则出现了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模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深层的危机。现在,很明显的是,经济的衰落必将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觉得这种趋势始于90年代末的一些欧洲国家。“9•11”提醒我们,危机真的很严重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经济世界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柏林双年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举办,使我们可以追问艺术与当下的关系问题。

    我还决定增加一个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的素描和水粉展览,由麦克·弗雷德(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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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皇家婚约 [伦敦]

    在伦敦皇家学院的院子里,已故的雕塑家Barry Flanagan的兔子雕塑前,疯狂的闪光灯对准英国电视主持人、杂志封面女郎Alexa Chung闪来闪去。周三开始的夏季展预展派对,如今已经举办到第242个年头,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公开作品征集展。一群富人蜂拥进了学院的厅里,这里遍布了1,200件作品,大部分都是用于出售的。

    传奇赛车手Jackie Stewart的儿子Paul Stewart是来买画的收藏家之一。他希望能买到Sean Scully的画,结果很大失所望,这位爱尔兰艺术家的《由外而内》[Outside in (Yellow)]不卖。Stewart说:“我有他的一幅80年代早期的画。”在他不远处,英国内政大臣Theresa May正穿过人群,Chung则和她的爸爸平面设计师Philip在说话。Chung说:“我已经从之前RA的夏季展中买了两件作品。”并表示她并不喜欢George Condo的《屠夫、女仆和房东》(The Butcher, The Maid and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社交场上的花蝴蝶、英国模特Poppy Delevigne被John Hoyland的一件丝网作品所打动。其他的派对常客有Duran Duran的成员Nick Rhodes,他挑出了Sarah R. Key的画作《扮成小狐狸的乔纳斯》(Jona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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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章清

    “五百字”是在当下关注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栏目。本期介绍的是上海艺术家章清,他生于1977年,从事当代艺术已有10多年了。他曾在上海参加了展览《家》(1999),之后又在成都、杭州和北京举办展览。他当前的作品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差异以及集体经验等主题。今年他以影像装置作品《别太狠》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改造历史》,这标志着他从行为艺术向电影媒介的转型,并且进入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领域。

    在一次行为记录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行为用录像表达更有意思,更符合我的需要,而且更直接。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看都市人的生活被监控设备的视角所取代了。

    对我而言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

    以一个非真实的自我虚拟观看方式出发,将自己虚拟为女性的身体去看自己真实的身体,虚拟从别人观看自己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事,再到现在虚拟自己是一个城市监控设备来观看。

    《别太狠》很具体地回忆了在80年代童年的记忆。

    我现在自己象是监控摄像头拍摄了我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我对某件事和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把这个监控拍摄记忆的东西给回放出来,那些令我难忘、尴尬和愤怒的事物。我就是自己人生的监控系统。

    有人说《别太狠》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之间的界限。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我想分清楚,也很难。这样挺好,就没必要去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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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渡轮记(悉尼双年展)

    COCKATOO岛以前是海军的造船厂。岛上到处可见残破程度不等的建筑,小岛的物理历史一目了然:十九世纪早期流放罪犯建造的船台上方有生锈的起重塔吊;二战防御工事遗址散布于殖民时期的房屋中间——这些防御工事都是为了躲避日本空袭而建,但最终空袭并没有来。Cockatoo始建于1839年,最初是悉尼港口的一座监狱,专门关押那些从英格兰流放过来但死不悔改的罪犯。岛上一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自从2008年首次成为双年展场馆以来,Cockatoo就一直是悉尼双年展的主展场之一,被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军械库”。同时这里也是双年展开幕周热门活动——上周二艺术家Party——的举办场地。

    要上岛参加Party,必须得坐船。要坐船,必须得排队。一千五百个客人同时到达2/3号码头,有人开玩笑说好像敦克尔克大撤退。我们就这样等啊等啊,身上的衣服可能比1940年困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要体面一些,但绝望程度、希望跟朋友爱人重聚的迫切心情一点儿都不输于他们。

    等我们到了Cockatoo之后,涡轮大厅的吧台就被挤爆了。头顶上蔡国强爆炸的汽车为底下的混乱场景提供了一个令人叫绝的装饰性对应物。再加上“宝格丽VIP吧台”外面Brook Andrew只对成人开放的蹦床装置《蹦跳的城堡战争纪念碑》,Party上能见到的艺术作品就这么些。展览的其他部分被隔离在别处,以免艺术爱好者们一次性受到刺激太多。艺术家Party的全部奥义就在于喝啤酒和跟着DJ打碟的音乐唱歌——八十年代的金曲反复出现,如《爱的污点》、《疯狂的世界》——据可靠消息透露,这些是几乎所有地方艺术圈Party必不可少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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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作品有《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2000) 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2004)。最新录像装置《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于七月三日前在伦敦的BFI画廊展出,电影《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近日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本次访谈,他讲述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以及近期曼谷动荡的政治局势。

    比起我在戛纳的影片,《纳布亚魅影》的拍摄是更为特别的经历。在大型项目"原始计画"(Primitive)中,《纳布亚魅影》只是一部分,通过一个村庄和它的历史,来寻找越南东北部的集体记忆。而《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则走入了个人的记忆史中。在那部录像作品中,纳布亚的人们试图遗忘,他们不想记住那段艰难时期里所遭受的暴虐和困苦。而我最新影片里的人物,则从来过一场的生命中记住了很多。我只和我的记忆互动;这点在我所有的影片里很明显。但是“原始计画”中,我却将这点延伸开来。这件作品审视了我成长中的记忆图景,可我的记忆毕竟是偶然而盲目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讲述。当时感觉非常自然。

    对于之前的项目,我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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