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全国曝光率最高的事件，很遗憾不是香港，也不是周杰伦被刷上微博榜首，而是上海市政府于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成为全国第一座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城市。该条例以500户一个的垃圾投放点取代了楼道垃圾桶，限制了每日投放垃圾的时间段，硬性要求市民将全上海市每日所产生的2万2千吨家庭垃圾分成四大类（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市政府也借机招募了超过3万名志愿者监督政策的实施。这条例乍听上去像是“生态文明的一大步”，颁布后却引来不少争议：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向市民强制灌输环保意识，是否是一种吊诡的生态专政？

争议之外，这项政策的出台至少高效地迫使每个市民直面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在我们的后人类世，地球生态危在旦夕，空间紧缺，垃圾泛滥成灾，行动刻不容缓。这倒是给于7月16日开幕的第二届Condo上海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欣赏语境。2016年由伦敦画廊主Vanessa Carlos发起的Condo项目，是针对当下昂贵的艺博会系统、在房租重压下挣扎的画廊生态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替代模式。本土画廊为国外的画廊同行提供空间举办展览，可以说是艺术界的共享经济。本届Condo上海仍由马凌画廊的江馨玲出面组织，有7家本土画廊/机构参与，共招待14家国际画廊。

有些讽刺的是，总部设在巴黎并在伦敦、纽约、布鲁塞尔都有分部的法国画廊Almine

双胞胎艺术家组合山河跳！（黄山、黄河）于七月初在UCCA沙丘美术馆为观众带来表演讲座“浪淘沙FM”以及“军傩”仪式。作为群展“敢当：当代神石注疏”的平行单元，她们的行为表演在展厅内外实现，具有场域特定性。活动从秦皇岛山海关的陨击痕迹出发，延续了组合一贯以批判视角反思并改写民间传说的创作手法。山河跳！的实践具有通俗化、文学性、物质化、数字化、可参与性的形式，在观念上引导观众重新思考性别、劳工等社会政治议题中被忽视的刻板印象，由此区别于传统中占卜师所发挥的趋吉教化功能。

在意识到自身创作与彼此的长期共同兴趣存在分离后，我们决定组成“山河跳！”。 “跳”字可指禹步、傩戏等联系人界和其他世界的步法。占卜谈话可以构成行为艺术吗？这些会和唯物主义的时代怎样互动？……这些都是我们想实验的可能性。我们对耳熟能详、足以引起“文化钝感”的题材尤其感兴趣。

表演讲座“浪淘沙FM”基于地域性考古研究展开，以渤海为背景，在美术馆的露台发生。室内观众透过落地玻璃，看到我们有些戏剧化地共撑一把红色油纸伞。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钟馗常是打伞的，很多精怪也是，这种设置像会让趣味性和一点凄厉感同在。山海关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推测这里必定有古代甚至更年轻的士兵幽灵；关于观音和妈祖的海神信仰也一直存留在这个地区，附近还有孟姜女的庙宇。作为一则知识考古对象，“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经历了近两千年的语言与内容变化，是大众补偿式实现诉求的情感产物，而孟女庙则是虚拟人物实像化的案例。我们很有兴致察看一个传说在长时段如何动态地生长。60分钟的演讲期间有和观众连线的Call-in环节，以后还可以增加打赏环节。

即使在灾难累累的二十世纪，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件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吊诡的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场人灾如此以盛产“幸存者” 而著称。相较于肉眼可见的弹尽人落，切尔诺贝利爆炸在直接杀死了二三十名消防员及工程师之后，继续细无声地侵蚀着生命——而这些残喘的人都被讽刺地冠以一个难免有点胜利者色彩的名字：“幸存者”。直至今天，没有人真正知道多少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有一种保守说法是四千，但是被影响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

很遗憾，这场灾难的惨重程度并没有让它的遗产更加清晰，而关于它的叙事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缺席状态。因复述写作而获得诺奖的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曾说切尔诺贝利是报道起来最顺的，因为相比起她之前采访的二战和苏联解体亲历者，切尔诺贝利恰恰是因为官方叙事的真空而给亲历者提供了未被同化的个人叙事空间。[1]除了她1997年出版的复述历史《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她2015获得诺奖之后在文化界刮起过一阵旋风，切尔诺贝利的叙事场依然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虽然时有记者和学者出书，但是真正占领大众心智的叙事无疑会是HBO的五集迷你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2019）。

《切尔诺贝利》在美国的高收视率和口碑是主创团队都始料未及的：他们以为这会是一部小众片。[2]虽然不时有评论者指出它的不符史实之处，但它无疑为理解这段历史做出了贡献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往往认为日本战后宪法改变了日本的“国体”：不仅主权归属从之前的的天皇变成了日本国民，并且天皇从握有统治权的政治主体变成了一个“象征”。战后宪法中包含着的国民主权与传统天皇制的张力，构成了日本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迄今为止面临的难题。

在诸多尝试调和“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努力中，尾高朝雄（1899-1956）出版于1953年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于今年明仁天皇退位的时间点上再版此书，其用心更是值得推敲。作为凯尔森（Hans Kelsen）、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尾高朝雄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理学，其《实定法秩序论》、《法哲学概论》等书都在出版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与上述法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作者试图在其中解决战后日本国体的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在日本，国体一语在表示法律或政治上的国家基本组织的同时，也用来表示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国民道德式的情谊、维系君民的国民精神上的一体感等等。不过，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国体也预设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如果没有上君治下民、下民敬上君，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不成立”（47页）。如果战后日本宪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那么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将随之发生剧变，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动荡。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出现，需要着手对战后日本的法律和

台湾艺术家倪灏于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个展“伏击”，以雕塑、装置、结合录像与声音表演等艺术实践，诠释了社会中不同形式的权力结构与暴力机制——互动式的卡片射击器以轻盈的游戏方式演绎全球金融体系下的暴行；设置空气压缩机为动力的乐器装置与专业鼓手合作的表演影像，则探究了声音乘载的速度与杀伤力；此外，展览中还包括一系列讨论当代地缘政治议题的雕塑。展览将持续至7月20日。

我从2012年开始探讨速度与暴力的概念。当时我在一个被森林环绕的小镇驻村，每日深夜看着白蛾飞向灯泡，好奇查了资料才发现，直到今日科学家对此行为模式仍然没有一套确定的解释：多数推测昆虫入夜后须倚靠月光来指引飞行，而白蛾的演化机制里并无预设人造灯泡的发明，使得它们往往直导死亡却毫无自知。自然与人造世界的交会，激发了我的灵感：看似日常的现象，实则潜藏人为的暴力。于此我展开了各种关于白蛾与灯泡的实验，这些尝试也成为我此次个展多数作品的隐喻和起点。

研读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的速度学促使我探究更大的体制结构如何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2014年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划的“意大利未来主义，1909-1944：重构宇宙”（Italian Futurism, 1909-1944: Reconstructing the

2019年刚刚过去一半，高倩彤已经马不停蹄地完成了两个个展：1月份在北京掩体空间的“尘埃与琐事”，以及正在马凌画廊香港空间展出的“适当反应”。小到家居物件，大至公共空间，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一向是高倩彤的创作来源；她在扮演一个城市观察者的同时，也经常隐而未发地触碰着日常情境中潜藏的社会运行方式。在她近期的两次个展中，空间形态与作品观念脉络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关键所在。“适当反应”将展出至8月19日。

我在掩体空间的个展准备了很长时间，从最初看场地到展览真正发生有一年之久。“尘埃与琐事”最基本的概念是建一条由铝支架和透明塑胶膜隔开的通道，通道限制了观众的路径，也规定了他们的观看对象。最终，这条通道在掩体分出了五个类似“无尘间”的房间，前四个房间里放置了一些在北京找到的二手物件，它们都是家居生活会用到的很日常的东西。这些物件被切割掉一部分，置于不锈钢器具、手术用推车——一些暗示了“冷”的载体——之上。最后一个房间整体更为光亮，我设置了一排类似通风管道的出口，其内部的小装置会定时从管道中掉落之前切割行为所得到的粉末，而角落里搁置的扫把则发出某种邀请。

在回访多数观众各自对去年台北双年展的印象时，会有种奇特的体验，好像受访者的脑回路一下子都被同步了。我发现，烙印在不同观众心版上的，往往是吴明益那方深绿色的低调房间。作家展出了当时正要付梓的短篇小说集《苦雨之地》中，六帧生态科幻短篇的节选段落，以及相应的自然绘画。

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受访者？也许是因为选入的文字带有与展览整体共振的效果，也应是由于作家用最素雅的方式回应了：在面对环境和自然这等真正的“伟大户外”时，创作者的深思和想象还可以成为一些什么。

这本小说在今年出版，由六章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主人公都有个时刻会遭遇一种名为“云端裂缝”的病毒袭击。它会算准故事角色的情感缝隙，让他们读到至亲之人锁在个人档案夹里的树洞秘密。由秘密引发的美学追寻，则摆荡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也摆荡在吴明益的生态科幻以及生态批评写作之间。每每到叙事的高潮处，意象开始代替情节的推进，小说家在让人们出神的时刻里，放入了从科学和幻想、科幻和生态到人造和天工等议题。小说集中堪称壮美的一处描写出自《恒久受孕的雌性》，在一幅末世的海洋场景内，主人公沙勒沙开头便讲述了他的奇妙见闻，也是作者在虚构／非虚构缝隙中透露的淡淡一问：

受伤的鲸血液染红大海，猎人跃入海中憋住气，在红海中用最快的速度缝合鲸嘴，让肺存着一些空气，借以保持鲸身不沉入海底。沙勒沙对这段描述印象深刻，在水底缝上鲸嘴以防鲸身下沉很有文学魅力，可能也会有文学评论家努力解读这个象征，但实际却是错的。不过即使知道如此，沙勒沙闭上眼，还是会听到那虚构的歌声、祷词，和潜入水中时耳畔水流与气泡的声音，并为之着迷。

继“立体主义在亚洲”（2005-2006）、“现实主义在亚洲”（2010-2011）之后，“觉醒”标志着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机构和策展人在协同整合亚洲现当代艺术史上的又一次努力。在2014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为筹备此次展览组织的前期研讨会上，备选主题是“文化反叛”，四年之后，展览成形，关键词变成对抗意味没那么明显的“觉醒”。但当初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是要通过构建亚洲内部的比较艺术史，重塑欧美主导下战后艺术的全球叙事。

为此，策展团队特意避开了西方艺术史的现成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展览没有用风格或流派为组织线索，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线性时间限制。但与中国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学家爱好发明新术语不同，“觉醒”的策展团队选择将1960-1990年代这一政治动荡期亚洲各国的艺术实践总结为一种“态度或策略”，强调实验艺术家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对推动变革起到的作用。

“觉醒”在部分意义上也是指艺术家对本土现实有意识的批判和介入，这就必然涉及到艺术与行动主义的关系，以及艺术的社会参与功能。1960-1990年代亚洲各国普遍发生的民主化运动则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大背景。在该背景下，与政治行动密切关联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自然是展览的一大主角，例如光州事件之后在韩国兴起的“民众艺术”运动、伴随泰国七十年代学生运动诞生的“泰国艺术家联合阵线”（The United Artists'

英国艺术家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擅长将声光电本身用作创作材料，他往往将这归功于年轻时期接触致幻药物、听Acid House（一种音乐类型）、当DJ打碟的那段经历。他的个展“电之离调”（Tones in the Key of Electricity）正在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展出，其中主展厅的作品井然有序地在一曲“电之离调”——50赫兹的标准交流电频所发出的特有噪声——中有机相融；同时展出的还有他就近来与路易威登品牌的纠葛创作的、一系列探讨“复制品”概念的新作。展览将持续进行至12月8日。

开展前不久，策展人王宗孚（Victor Wang）跟我分享了现任路易威登男装艺术总监Virgil Abloh刚发在Instagram上的一件新的雕塑作品，我当即陷入了震惊（注：雕塑里的锥形吸音海绵是哈龙·米尔扎作品中常见的元素）。这不是他第一次公然挪用我的作品了，本次二楼展出的太阳能桌板装置《销售观点（挪用规则1）》（Point of Sale [Rules of Appropriation 1]，2018）正是出于对过去那件事的回应。这种吸音海绵当然不是专属于我个人的创作材料，我甚至不将它本身视为独立的作品，它的使用纯粹是功能性的。我的重点不在于Abloh的作品与我的有多相似，而是要抗议LVMH自始至终的沉默态度。我无法和他们直接开展对话，要想沟通只能通过他们的集团律师，因此我只能通过个人创作在公共领域展开这一“对话”。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上，他们于我有压倒性的优势；当种种剥削的特征出现时，这种行为就不仅仅是艺术上单纯的挪用了。

也许很难说清，2019年5月末在“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开幕的“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到底算是一场艺术展览、一次城市盛事、一项政策创新，还是一个地产项目的营销手段；也许一个更加便当、毋须纠结的回答是，以上皆是。与许多其他项目类似，在“空港双年展”周围，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参与者与相关方，他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空间，共同构筑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站在外部，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周延的方式去描述它。如同本届“空港双年展”的主题所提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种“极限混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貌，得出不同的感受与判断。

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把对空港双年展的评论大致分为两类的话，那么在社会层面，大家关注的多是“空心村”如何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艺术如何让乡村“旧貌换新颜”；在艺术层面，经常看到的关键词则是“艺术介入/赋能”（虽然联合策展人鲁明军也强调了此次双年展与社会参与式艺术惯例的区别）、“空间营造”与“文化融合”。然而，在事件的背后，似乎仍是那个关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有具体的问题都会被搅和在一起，裹挟着所有人共同“向前”，即使他们可能彼此对立、各走一边。

据了解，此次“空港双年展”始自项目所在地广州市人和镇凤和村及其周边配套的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如今，在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三旧’改造阶段”之后，广州的城市更新工作进入了“系统和谐更新”阶段，即“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利益共享为原则，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产业和项目的有机融合，完善各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

大田秀则画廊展位入口，一个爸爸充满自信地对儿子进行早期艺术教育，“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的南瓜。”他身体一闪，露出背后草间弥生爬满了黑点的大南瓜。儿童节这天，“JINGART艺览北京”的现场到处可以看到拖着孩子的父母或者拖着父母的孩子。几个有点儿年纪的阿姨对一入口佩斯画廊两侧墙上的宋冬的玻璃窗更情有独钟，指指点点久久不散，可能是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熟悉的视觉元素。也有人更严肃地谈论艺术——一位女士站在豪瑟沃斯画廊的松谷武判的画前面对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讲解，“你看这件组品非常优秀，无论从他的哲学还是从技法来说。”

就融入市民生活而言，JINGART虽然比不了隔壁动物园门口的长队，但也算得上热闹欢腾，人潮甚至让那些画看起来有点危险（面对艺术品，人们正变得更有信心，但并没有因此更谨慎）。北京展览馆这个建于1954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建筑本身就贡献了不少观众流量；而展场入口处主办方设置的电子屏幕上，从郭德纲、王佩瑜这些老艺术艺术家到那些新到很难分清哪个是哪个的新偶像也都在反反复复地叮嘱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而且要“关注当代艺术”。草间弥生的南瓜虽然没能征服那位父亲的心，但倒是很有可能给儿子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

开幕当天，我们在北京公社展位前碰到我们从前的实习生

去杭州前在网上搜索象山艺术公社，俯瞰图上显示是密集连绵的结构，黑白两色，外墙上有窄小的门窗，一晃眼以为是新建的高级监狱，再三确认后才知道果真就是象山艺术公社了。后来从主办方了解到，这处紧邻国美象山校区的“艺术公社”是西湖区政府的项目，设计建造由国美建筑艺术学院李凯生的团队负责，是对占地540亩的一处村落农居在原址上进行的改建工程，据说也保留了原有的形态和肌理。刚刚落成的建筑在商户、企业和工作室进驻前的“空档期”适逢今年的国美毕业季，于是学生们以及受邀艺术家和项目得以临时性地“占领”了这一空间，也让许江院长提议的这次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得已具备如此规模。“其实直到现在（艺术公社这里）还都是一个未完成的、毛坯的状态，马丁戈雅生意的‘毛坯赛博’那个场子真是很契合这次项目的状态，很放松，很临时。半个月前很多门窗基础设施都还没有，这一周我们策划团队中还有人一直专门在负责和电路等等相关的基础设施问题。”作为这次活动主要策划人之一的刘畑说。

艺术周的八人策划团队中有些是国美在读的研究生，很多人是第一次策划展览。策划团队在这次活动的结构中被称为“初始NPC”，借用的是电脑游戏中“非玩家控制角色”（Non-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