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冬天没有记忆，经过几次入冬失败，好像直接进入阴沉、潮湿的回南天，一段日子见不到阳光，街上都是落叶。三家画廊选在了3月17日下午开幕，前一天，朋友提醒我要规划好逗留的时间和路线。我在怡乐路下了出租车，自从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录像局搬离后，这条路就剩下广州画廊，和行踪隐秘的副本制作。过马路时，我看见广州画廊的新经理张立往楼上张罗饮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新近结束了在河源老家的儿童画班生意，至此，广州画廊的运营团队几乎都由艺术家组成。金乐大厦商住一体，外貌看起来价位也应该亲民，孙文浩的个展“南亭-广州-深圳-下一站巴塞尔” 的海报就贴在三楼的楼道入口，看完展或没进去看展的观众站或坐在走廊里，老板胡向前出来制止了抽烟。场内我遇见贾立巍，他说过两天小黑（孙文浩）的深圳展览也会在他主理的33空间开幕。这是画廊之间的战略合作吗？他说只是机缘巧合，他很早就被小黑发自本能的及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创作热情打动。场内的人不多，小黑热情地和进来的朋友打招呼，他对我说，展览线索由他的两个家——广州南亭村、河南孙寨村——构成，其中主要是绘画，少量是雕塑和装置、录像。我脑海里不断闪回去南亭村看望他的情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在一栋三四层小楼上，房间和阳台都摆满了画作、装置和四处拾回来的材料。展厅中用《哲学史讲演录》作画布的“菩萨黑格尔”、“在南亭捡个中年男人半身像”雕塑、在优衣库购物袋上绘制的“菩萨黑格尔哲学史手袋”，再次提醒我小黑把生活里所有内容转换于创作的能力。由于窘迫，小黑不讳言对金钱的渴望，“南亭后花园16”的纷呈画面是丙烯记录的他的债主和欠款金额，两天后，硕大的“钱是事物的本质（删减版）”充气元宝也出现在深圳的开幕上。

伴着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熟悉的前奏，在90年代广东流行文化顶峰时期的氛围环绕下，一个个技术精英和“创业者”的形象轮番出现在屏幕上，他们用流利的英语谈论着当下最热的词汇“共享经济”和其他时髦概念。我脑海里的回路停留在满街可见的蓝色自行车上。

这是生于新西兰、现居德国的艺术家西蒙·丹尼（Simon Denny）在OCAT深圳馆的展览现场。光线暗淡的展厅中央放置了一排常见于电子设备城的小型玻璃展台，两侧则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雕塑：绿巨人、大卫、奔腾的马、卡通兔子、巨型贝壳、仿“欧式”建筑的外墙装饰……均带着一种廉价的、过时的、陈旧的粗糙质感。雕塑群旁边立着两台巨大的脚手架，视觉上好像是人们慌忙撤退后废弃的货品仓库。进门后右手整面墙上的投影播放着艺术家采访的诸多深圳创业者。西蒙在接受OCAT深圳馆及其艺术总监刘秀仪邀请后，曾多次来深圳做调研，最终选择将这座城市的两个地标式文化景观——“世界之窗”和“华强北”借鉴到展览中。艺术家说：“观众站在台子上俯瞰下面的展柜和微缩模型，这与在华强北挑选产品和去世界之窗参观有着相似的视角和体验。”

作为90年代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最早尝试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而如今，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还是靠“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发展起来的创业文化，连带着硅谷式的英雄主义故事，都成为这座城市当下最显著的标签。西蒙把电子科技、创客文化、世界工厂、山寨、主题公园、复制、翻模等在中国30多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出现的奇特现象组合到一起，既是一种融合了在地性的诙谐，又具有从外向内的观察和提炼。而展览题目

北京画廊周启动当天下午3点，我去了麦勒画廊位于798的新空间，等程然的表演“新古典”开幕。一杯香槟之后，聚集在门口的人群被放进尚未施工结束的新空间——部分暴露在外绿色石膏板，巨大的低像素电子屏，李剑鸿、李青、李维斯以及这次扮演程然的表演者王晶（程然助手）分散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观众很自然地站到了地上的白线之外。作为SNAPLINE铁粉，我一直站在李青背后，看她玩儿那台老式KORG合成器。一个貌似醉酒中年艺术家的人在演出中段走过来，试图打断李青但没有成功。

斜对面的魔金石空间同样热闹，正在开幕的是刘野策划的武晨个展“坏人也能上天堂”。很多人被入口处的本拉登肖像逗乐。一听说要拍照，艺术家调皮地对我做起了鬼脸。虽说是画廊周的“收藏家日”，在游人如织的798，理论上尚未对公众开放的新展览（比如庄辉在常青画廊的“祁连山系”）还是不好意思把一般观众拒之门外。我没来得及去草场地，因为作为参展艺术家之一，得赶在开幕前回到尤伦斯。

此次尤伦斯新展题为“例外状态”（英文题为The New Normal），年轻艺术家大型群展的形式让人想起四年前由孙冬冬和鲍栋策划的“On|Off”。尽管参展艺术家人数与“On|Off”相比少了大约一半，但展厅并不显空旷。23个独立的盒子结构为每位艺术家/艺术小组提供了类似小型个展的空间。每个盒子都配有志愿者为观众导览。听从同为参展艺术家的崔洁劝告，开幕前我又详细地跟我的导览员解释了一遍自己的作品。我作品背后涉及的连环凶杀案显然让这位学法律的女孩儿十分感兴趣。

长久以来，“潇湘”作为山水绘画的重要母题，滥觞于整个东亚艺术的谱系，尤其在“南画”兴起后的日本，“潇湘八景”及其主题的变化，成为江户时代盛期的精神写照。在“郝量：潇湘八景”的展厅门口，一张珂罗版的日本藏南宋牧溪《潇湘图》暗示着这种谱系的发生与转移。在日本，风景因为寻常而变成一种可透视的存在，按照现代学者柄谷行人的理解，风景是能够被发现但是却又“不可见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二战前后，处于精神焦灼中的日本，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强调“物”的存在状态，所引发的“物派”思潮将目光再次聚焦于“潇湘”母题，内藤湖南在《日本的风景观》中从“潇湘八景”的流变过程，探讨不断突破程式又一再堕落庸俗的风景观与自然观，试图揭示一种“平淡”或现代性的东方民族趣味：“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人们从寻常可见的风景、而不是登山家（影像奇观）所认为的充满刺激的风景中去寻找和发现诗情画意。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引导艺术家获得富有个性的认识方法，那么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富有时代感的认识方法……”（内藤湖南，《日本的风景观》）在他看来，现时代神圣性的展开，不是把某种对风景的视觉理解框定在陈规或猎奇的模式中，而是逐渐发展成富有各种变化的观点去认识风景，和人在风景中的世界观。在“潇湘八景”的展厅里，郝量与牧溪的笔墨交汇，承前启后地契合着这样的时代转变，而内藤湖南启蒙式的理解，却在郝量的画面中轻盈自然地灌涌而出。

来自拉脱维亚的艺术家戴安娜.塔玛尼（Diana Tamane）在中国的首个个展于武汉的剩余空间举办。她把摄影作为探寻个人身份、编织记忆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媒介，并以“微政治”的方式展现了其家庭的生存状态与跨地域迁移的轨迹。在她生动的叙事逻辑中，一系列90年代以来的复杂社会政治性议题，诸如苏联解体、全球化以及当前欧洲难民潮等，被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展览将持续至4月17日。

展览“走私者”中的一系列作品大概有六年的时间跨度，从《家庭相册 I》到现在还在进行的《家庭肖像》以及《鲜花走私者》，这个展览更像对我工作中所关注问题的一个阶段性的呈现，也记录了一个“后苏维埃时代”普通家庭的生活状态。我在生活中会很自然地对见到的一些人感兴趣，去想象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我看来，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化模型，对家人的特写形成了一个探索社会性话题的重要语境，并且也是我研究更广义的身份问题的出发点。之所以用《鲜花走私者》（2017）这件作品命名整个展览，一方面因为这个作品是我最近还在进行的创作，另一方面我喜欢其中的不太明晰的逻辑状态。花是一个很日常，并非常具有诗意的元素，而“走私者”又是一个带有很强犯罪性以及政治含义的词语，二者搭配产生的荒诞对比很有意思。

我很小的时候经历了苏联解体——拉脱维亚

当平丘克艺术中心在2010年首次宣布设立“未来世代艺术奖”（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时，该奖项的名字引发了不少讥讽，或许是因为在当时艺术界的大环境下，“未来”这个词听起来十分可疑，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差不多七年之后，“未来”一词又引发了另外一种嘲讽。虽然我并不是那种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特朗普的美国人，但……仅是他正式上任的一周内，任何关于 “明天” 的前景便都命悬一线了。

部分是因为想要逃开社交媒体的末世预言论，上周五我搭上飞往基辅的航班，去参加入围第四届“未来世代艺术奖”的21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的展览——这个展览已经因为政治动荡推迟了一年之久。特朗普的Twitter阴谋看似成功地把乌克兰从头版头条上挤了出去，但事实上，该国的冲突远未得到解决。这个周三我见证了“尊严游行”（March of National Dignity），数千人为纪念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三周年走上街头。与此同时，我愈发害怕和说俄语的出租车司机及电车票务员交谈。

更没礼貌的举动是，我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带着一连串问题“伏击”了平丘克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比约恩·格尔德霍夫（Bjorn Geldhof ）。“把这样一个项目做起来，集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新的委任作品——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他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初决定推迟展览。不过现在我们意识到必须去冒这个风险，因为国际间的对话必须进行下去。即便当我回头去看2010年的第一届未来世代时，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在当地也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本次对谈基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做作他人——（非）关田调工作坊”中“朝向他人之二：1930s-50s・风车诗社”整理而成。

黄建宏：首先很高兴邀请到黄亚历导演来与我们交流。《日曜日式散步者》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一方面它讨论的是三零年代台湾的一个诗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这部影片的影像中看到很多物件或者书写的文字，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纪录片导演或者艺术家所做的田野调查非常不同——他们再现或关注的对象非常明确的是还活着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现存世界里的人，而亚历导演处理的是三零年代台湾的艺文人士。接下来我想先请亚历导演跟我们谈一下他制作这部影片的相关想法以及他为此进行的调查。

黄亚历：我想这部影片目前为止应该放过至少五、六场，每一场一定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其实就姑且说它是一种缘分的召唤吧，大概在2012年的下半年，我因为在准备一个跟超现实主义有点关系的座谈，搜寻资料的时候连结到其中一位诗人，也就是风车社里的一位诗人，林修二。我当时觉得太惊讶了，从来没有想过台湾居然在三零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存在，所以决定有朝一日要来拍这部影片。但这个时间一直不确定，而且大概也跟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关系，所以拖了一年半，一直到决定要拍摄之后，我已经陆续经验了所谓的“田野”这件事情，开始时读一些有趣的翻译文献，而且是别人整理过的。但当那些东西渐渐读完之后，我开始思考还要读些什么，因为东西没有想象的多，但知道有很多重要的文献等在那里，而且你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切都是未知，就是等着你什么时候开始。同时我也必须找资金，必须开始联络家属，进行很多的口述历史纪录。

“理论剧院”是第11届上海双年展的一部分，在展览持续的四个月内，几乎每周末，观众都可能在PSA中某个地点邂逅一场或多场理论剧院。双年展总策展人Raqs Media小组认为思想是可以被、并且值得被表演出的，因此，“当理论开始工作，它开始歌唱”概括了理论剧院的精神。到目前为止，艺术家、作家、哲学家、戏剧工作者、音乐人等不同身份的人都参与到了理论剧院中，除了在现场，他们的表演也可以在网上观看。在本文中，项目负责人刘畑谈了他对理论剧院的理解以及活动进行到现在的情况。

关于“理论剧院”在上双的整体结构和概念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有很多维度。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怎么让一个大型双年展在开幕之后依然保持活态，包括51人、理论剧院都有这个意图。激活只有靠人的行动才有可能，激活其实也是多重的，有概念和理念上的，也有对现场和对观众的激活。对观众的激活有点像是制造一个个小漩涡，让观众在这里改变他们的行进路线，这其实和上双的另一个结构有关，就是所谓的terminal（终端站），我们有四个terminal，它就是像机场的“航站楼”一样，又是到达又是出发又是转机，但实际上不管到达、出发，都是“转机”，都是转向另一个地方，永远处在一个不断分岔、发散的路径中。所以整个双年展其实是希望在一个空间中，创造出很多条路径。尤其是“正辩，反辩，故事”里面的“故事”：有没有可能每一条行走路径都能生成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很多展览的问题就在于它有点像一个集装箱一样，已经封装完毕，并没有去安排一个可能的空间，让这个路径自己发生。我觉得这次好玩的地方在于有一种“多重”的设想，我自己的比喻就是有点像很多层网，不同层面的考虑、设置，不同层的网的疏密度不一样，每层看着似乎稀疏，但是如果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网就很恐怖了，很难穿过去不被“粘”到，这个过程中会遭遇很多不同的质地。

林科通过录屏软件Screenium记录的方式将自己与电脑的互动以及即兴表演转换为作品，并不断探索其实验性。他的苹果电脑如同一个后台，供自己处理海量文件，从而挑选出可变成展览作品的“半成品”。如果没有上传至网络，或被展厅里的公众观看，艺术家创作的图片、视频也许只能算作电脑中存储的数据。然而，方案或数字作品的实体化总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的空间和语境的情况下，由电脑展示作品的效果往往比展场更好。林科刚刚在BANK结束的个展“Like Me”探讨了“展示”本身，整个展览让艺术家有机会与他熟悉的、相互之间地位平等的作品拉开一个批判性距离。或许，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是，除了展览和作品，我们还能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创作？

每段时期我都会寻找新的创作方法。像做《宇宙文件夹》（2010）系列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有把文件夹排列组合成一个舞台的想法，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将这种操作变成作品。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让人进去跟电脑里的文件夹互动，是否需要编写一个程序？突然有一天，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看了我的电脑后问，为什么不把自己安排文件夹的过程拍下来？我很早在学习各种软件的时候就接触过录屏软件，所以立马想到可以用录屏软件记录的方式实现作品。获得这种创作方法之后，我持续地对录屏进行实验。最早，我只是录制在界面上做的基本操作，比如命名、推拉文件或调整大小属性；后来，我会为操作实时配乐，比如打开虾米的在线音乐，自己的动作和想象力会被旋律中的情绪调动。2011年，我意识到可以把自己当作材料放在桌面上，产生了像《噗》这样带有Photo

在Ruya基金会的邀请下，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从2016年10月到11月在摩苏尔前线与被称作“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库尔德部队中过了九天随军生活。摩苏尔市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库尔德部队的目标是将其从ISIS手里解放出来。本文中，埃利斯分享了他随军期间记的笔记，内容涉及艺术家在战争中的角色，游牧生活和恐怖暴力的现实。他在摩苏尔市创作的绘画作品将作为伊拉克国家馆展览的一部分，于2017年5月13日至11月26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

恐怕我很难对在“自由斗士”部队中的随军生活做一个连贯的描述，因为这段经历跟连贯性毫不沾边。10月28日，我抵达伊拉克，心里想着要记录摩苏尔收复战导致的流离。但由于一系列战略原因，我被扔到了摩苏尔东边长达十四英里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部队前线的某个地方，身上只有一个小包，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一开始，战场的现实和附近恐怖暴力的味道让我陷入麻痹，任何正常的创作都不可能。但因为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跟我的库尔德守护天使取得联系，绘画变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交流手段，此外它也给我一种参与其中的幻觉。图像开始填满我的笔记本，文字随之出现。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倒时差，寻找切入点，等待观察对象原谅我的存在。入夜早/前景音：手机播放的阿拉伯说唱音乐；背景音：美国带头的联军的轰炸声。

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

防御土

与其开列一份2016年的清单，不如观察一些问题意识在这一年的表现。不如说，我们需要——在今天尤其需要——通过“回顾”去辨认那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在这一年的表现、其动态或激化。

“回顾”也是体现某种共同性的时刻吗？当艰难疲惫的一年过去，我们分享观察、见识与观点。但是，我们在分享什么？在这一年打击了我们的事物中，在洪水和雾霾中（以及不属于这一年时间之内却近在咫尺，正在被遗忘的砍杀、爆炸和驱逐），我们能分享这些打击了我们的事物所带来的那种可见性——那种使中国空间在瞬间的撕裂中被看见，继而又关闭了的可见性吗？如果，它不可能被分享，但可能被分担，我们是否可以在一次“回顾”中承认，这种分担是建立在一种并无法聚集每个人，也无法以讨论、以“回顾”为表现的形式——一种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明灭不断的瞩望之中？这一年，我们有关于这种瞩望的作品吗？还是它正在生成之中？

如果“回顾”是我们在为困难——分担可见性的困难——寻求一个诚实前提，它可以有不同答案。但并不能立刻说，“回顾”是“共同处境”的提示。“共同”已经是一个濒临被滥用的词汇。虚伪的共同性，是建立在对“分离”的占有的基础上，因为权力已经决定了人与人分离的原因和表现方式。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共同性\回顾会成为一种“最快捷修补”（诗人阿什贝利的题目）。“回顾”可以不再是拢合，不再试图规范这一年中已经彼此分离的事物。在“回顾”中，我们也可以从对那些产生分离的原因的批判，转变成为对共同性的批判。

雅典很冷，三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最近都下雪了。没有丝毫暖空气，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山顶上的雅典卫城——变成了一座冰冷而遥远的冬宫，夜里寒光彻骨，下午萧瑟矗立于灰白天空下，彤云密布，时而凝聚成冻雨。在这样奇特的气候里，世界其他地区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暖冬，而雅典人却全副武装对抗严寒，让人一不小心就错以为是走在纽约街头——人们都擤着鼻子，竖起防寒服的衣领——或者把他们认成希腊西北的邻居：德国人。实际上，这会儿雅典城里确实挤满了德国人，因为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将部分展场移至希腊，以“向雅典人学习”（如展览口号所言）。还有七十多天就要正式开幕的这场国际大展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系列由哲学家Paul B. Preciado策划的公共项目。

特朗普就职的那一周，Preciado邀请了哲学家Franco “Bifo” Berardi来主持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研讨会，题为“欧洲的覆灭”。研讨会的场地——和Preciado策划系列的其他活动一样——选在自由公园（Parko Eleftherias）。艺术家Andreas Angelidakis告诉我，自由公园原来是一座警察监狱，1960年代末到1974年军政府垮台期间，从共产党到LGBTQ——“基本上所有与众不同的人”都在这里被政府雇佣的打手关押折磨。前监狱远离大路，伫立在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上，其貌不扬的外观要没有装着栅栏的窗户，很容易被人以为是一座老旧的公园行政大楼。内部空间开阔，没什么装饰，装有镶板的老屋顶毫不起眼，从上面你完全看不出该建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