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拉夫·达兹，《末日前的一天》，2016，短片，时长16分钟.

去年5月，在第62届德国奥博豪森（Oberhausen）国际短片电影节上，独立电影导演拉夫·达兹破例放映了短片。和他四到九小时的长篇电影不同，这部新作的速度感很快地进入了模糊的地域：诗人在街头背诵着随机挑选的莎士比亚台词，整部电影没有字幕，也似乎没有翻译的必要。虽然背景是2050年的菲律宾，但时间、空间和语言对紊乱的感官并不包容。也许和电影中的速度感一样，在去解读这个会在未来崩塌的现实时，时间和空间感，以及对语言的理解都不再被需要。存在于当下的狂风和洪水在制作漫长的DCP格式投影的超大荧幕上袭击着城市，雨水中的骑行者被黑白镜头带过，环境和颜色从几百位观众席中挤出有关生活体验的迫切感。作品没有带入十分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但是在短短的16分钟里，我开始明白导演为何在长篇中不愿与时间妥协：他描述着被当代文化再次推进潮流语境中的诗歌终究也是会被冲走的，诗歌无法帮助电影中的人走出淹没至腰身的洪水。似乎影院中几百位观众共同感受到了“一切都没有价值”，理性无法在当时调动起“集体情感并不能作为任何事件的预设”的道理，但也许集体的迫切感正是需要通过模糊了个体概念的情感乌托邦而生产。电影结束，朋友转过身掩饰不住激动地说“So good”，他旁边的观众转过头微笑地注视着我们。

Lav Diaz, Ang Araw Bago Ang

外交公寓12号， 北京

80年代初，外交公寓曾经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展示艺术实践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彼时，北京戒备森严的外交公寓需要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友人邀请才可以入内，一旦进入其中，如同“出了国”一样，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为艺术家们打开了“自由”展示与交流的通道。同时，这个原本私密的个人空间也被暂时赋予了某种公共性。彼时艺术机制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制约已成往事。 如今，即便是非外交人士，也可以通过“关系” 租下这样的空间用来居住或是办公。虽然拜访者依然需要出示证件，并获得居住者的允许才可以入内，但这带有浓厚社会主义属性的地标式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城市中的文化遗留物。2015年11月， 由策展人冯兮，戢大卫和艺术顾问彭晓阳的主持成立的 “外交公寓12号”将观者重新引向了这个见证建国以来历史、政治、文化变迁的“通道”。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间非营利艺术空间在过去一年中相继邀请了几位曾经与外交公寓共同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艺术新生期的艺术家们参与展览或活动，包括70年代末工人身份的已故艺术家冯国栋；无名画会艺术家张伟；参与85新潮运动的艺术家王鲁炎和王友身，以及于2009年宣布终止艺术创作的顾德新。无论是从文献的梳理，还是从艺术家自身创作线索如何在这一特殊语境中得以延伸和发挥来看，“外交公寓12号”的出现都无疑为当代艺术生态提供了别样的叙事可能。他们最近的展览甚至尝试还原了艺术家顾德新于90年代曾公开但未实施的艺术项目（原型取自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傅缘华）1994艺术室内设计邀请展”的作品方案），从而引发关于艺术生产的作者权益，在艺术家宣告退出艺术圈后由艺术空间再现的作品是否成立等争议。当被问及空间是否将延续2016年展开的话题

2016年在很多美国民众看来是命运多舛的一年，不仅众多明星学者相继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川普的当选，上演了本世纪美国民主制度最荒唐的一幕，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个看似颂扬多元文化、种族、价值取向的社会会选出与其彻底背道而驰的总统？从选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白人总统到美国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重新浮出水面不过短短8年时间，这是文明的倒退还是历史的玩笑？文化、艺术和知识的位置和职责又在哪里？

《L'Adoration du veau》（1941 – 1942）是Francis Picabia创作生涯晚期的一副绘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个牛面人身的怪兽，在构图的下方有许多竭力向上伸的手臂，企图够及牛面人的脸。于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创作，这个怪兽的形象正象征着希特勒或是纳粹的非人集权，而这些手臂便是代表了当时盲目的拥护者。这幅绘画也是Francis Picabia大型回顾展“Francis Picabia: Our Heads Are Round so Our Thoughts Can Change Direction”在纽约这站的主题海报图像。这个展览由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2016年5月6日-5月15日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创立于1998年）终于2014年成为“电影中心”的一部分，也因此有了更加稳定的影展选片人团队。所以16年这一届应当被看作是策展团队经过耐心等待与准备后更从容的一次演练。较之个别作品，我更在意的是TIDF如何利用它的政治地理位置以及选片的自由度、开放性为华语作品，尤其是各方独立纪录片开创展映空间，尤其是让大陆导演在北京宋庄或昆明的“云之南”之外有直接对话华语观众的可能性。这一年，吴文光策划并参与的“民间记忆计划”不仅把所有参与者的近作带到了台北（包括吴自己的新片《调查父亲》），影展期间也进行了“回忆饥饿”的剧场表演与工作坊等。TIDF在5月集中展映之外做的纪录片教育、培训计划也并不该被忽略——作为TIDF项目的延伸，吴和几位“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在9月份又回到台北，与来自全台的十几位纪录片作者（经过报名等程序甄选）一起做了几天的台湾版“民间记忆计划”工作坊；他们中间有老手（包括以《日常会话》入围同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黄惠侦）,也有不过是喜欢业余拍片、有“回忆”要分享的大学生。吴把“民间计划”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当下农村社会生态中抽离开来，作为一种作者主导的、开放性的纪录片创作模式，空降到台北与在地作者、本土记忆“搏斗”，据说和TIDF之前更贴近纪录片工业流程、注重创投计划操作的工作坊方式非常不同——不知在台湾的土壤会开出怎样的花朵来？十分期待。

学科文本

潘诺夫斯基，《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

克利福德∙格尔兹，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的阐释理论》

“理论”二字在人文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收获不同的定义，而在“理论”当道的今日，细读艺术史和人类学在企图建立批判性学科方法的伊始所作出的对学科“理论”的定义与阐述带着某种简洁明了的反观作用。文本都企图为学科实践——对于艺术史而言，是对艺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对于人类学而言，是实地的田野考察——提供一些自洽、但不会因此而限制实践自身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它们在为理论在学科实践中小心寻找恰当定位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每个实践行为中内置的一些尚未被勾勒的理论的形状，并谨小慎微于如何能够令理论成为实践与体验的自然延伸，而非来自于外部的粗暴改造。

二位最终都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世纪杰出人文主义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不尽相同但都异常精确的学科伦理。潘诺夫斯基的德语时期仍带着新康德主义批判及逻辑思维的深刻烙印，企图为学科建立整体性的超验认知和理论框架。肩负这一传统的潘氏在每个字句间确立的缜密思辨关联和其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学科史上鲜有人企及。相比之下，格尔兹的英文文笔没有哲学概念的牵绊，却在措辞遣句中体现出一种更发自对自我与他人生活之体认的生动、精确与深入。这两篇论述为各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愿景或许都能为学科实践提供一种更从容的步伐，为理论和思想本身提出更严密的伦理尺度，并在二者间丈量出一种可能、却尚未来临的相遇。

轮回，历史的轮回！

我们似乎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个被称为“物”（thing）的魅影，再一次从观念论的缝隙中涌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写观念对有形世界的演绎和穷尽，而是在无限的褶皱、挤压、撕裂和冲突中涌现出来的那种被归为神秘的“物”的力量。

曾经被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宣布死亡的物的观念，甚至被传统唯物主义宣布死亡的“物”再次来到我们身边，在哲学上，现象学曾经以先验观念论甚至是先验的意向性意识、感知，让观念性主体来统摄可感世界或可知世界的图示，已经遭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不过，后结构主义走向了碎片化体验，并对宏大叙事和观念的结构，同时也否定了观念论对立面，即唯物论存在的可能。相反，新实用主义的语言哲学秉承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语用学，构筑了语言（而非观念）所筑造的藩篱，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局限在语言为我们构筑那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换句话说，与欧洲的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新实用主义感知到存在着一个在我们经验和认识之外的纯粹的物的世界。

然而，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向纯粹唯物主义的返乡，重新以一种朴素或辩证的唯物主义来取代逐渐日暮西山的观念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外在，即法国新锐思想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主导的那种“大外部”（le Grand Dehors），一种走出相关主义的外部，亦即，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观念论的相对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而真正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去年年底，飘荡许久的黑桥拆迁传闻终于落为了一个具体期限：2017年2月底。艺术论坛邀请了三位前黑桥居民共同完成这则“北京来信”：面对政策性的搬迁令，黄静远和曾宏分别从微观日常生态和共同立场探寻角度提及了“30分钟内不收费”所喻含的一种短暂的苟且；同时，贺勋通过照片和图释的方式捕捉了节日中萧条的二道八号院——可能是黑桥艺术区最后的样貌。曾宏在文中提醒我们，艺术家只是黑桥所有居民中的八十分之一，少于村民，远远少于同样临时落脚于此的外来务工者。在浩浩荡荡的人口“疏解”及流离失所中，能被听到的、被“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黄静远：

不算遥远的黑桥停车乱收费事件，从一个住在黑桥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历经了这么几个步骤：先是用石头铁丝等等把其他几个通向黑桥的门堵住；再是在仅剩的几个入口派出拦车收费的大妈等一些厉害角色（当时的冲突是明显而常见的：语言的撕扯、肉身的碰撞、以车为盔甲的敌对、以艺术家设计贴纸和录像为方式的奔走相告、以派出所为据点的恐吓）；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些可以去冲突的“对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的机器关卡：一人一杆，车号自动识别，超过三十分钟开始收费，走的时候还祝你一路顺风。本质虽然没有变：杆的里面是依旧乱烧垃圾的黑桥，杆的外面是乱停车长达一公里多的“公路”；但是冲突的几率变了: 你不可能对一个平静地坐在岗亭里面的穿制服的年轻人做出多么粗野的冲撞，你更不可能对那个根据车号自动起落的栏杆进行多么深刻的报复。

1、烛光集会

连续十个周末，累计一千万抗议者聚集在首尔的光华门前。愤怒的韩国公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朴槿惠的腐败丑闻，即“崔顺实门”事件。自从2002年世界杯期间，狂欢的人群“占领”了市厅广场以来，韩国人民就养成了无论好事儿坏事儿都“上街去”的习惯。随着特别检察组对崔顺实干政的起诉逐步推进，示威者人数与日俱增，并于12月3日达到230万人的顶峰，六天后，总统弹劾案通过。而光华门前的烛光静坐也成为韩国公民表达立场的例行方式。

2、谁的文化部？

种种迹象表示，朴槿惠当局对于反政府艺术作品的审查严苛到让人感觉时代错乱的程度，但这一点从未被证实：2013年，国立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尔馆开馆展上，来自“民众艺术”（一种韩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作品被撤走；2014年，第十届光州双年展的特别项目单元中，一幅将朴槿惠描绘成稻草人的漫画作品被勒令撤展。当崔顺实对朴槿惠的影响——从整容到三星贿赂案，再到文化体育观光部（MCST）大部分政策——慢慢浮出水面时，一直谣传的“艺术家黑名单”也呼之欲出。虽然文化体育观光部长赵允旋公开否认名单存在，也不承认政府拒绝为“上榜”艺术家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已经没人相信她了（2017年1月赵终于承认自己之前没有说实话）。据说被列入黑名单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导演，以及演员人数高达两万，这就等于艺术界所有具备社会良知的人都被一网打尽了。

3、伪作风波

李禹焕判定之

如果你有机会从未来往回看，也许2016年对于上海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年份。这并不是说这一年出现了类似传真展（1996）或者超市展（1999）一类历史分水岭式的展览，而是关于展览基建这一方面的发展出人意表。

艺术有了基建，意味着艺术作为象征资本流通，有其指定的方向和速度。在上海的案例中，象征资本汇聚的流向很大程度上围绕在收藏家身上。一位策展人在11月的博览会期间聊及此事，提示道：他们通常还是馆长和策展人。这种特别的三位一体身份横跨产业链的几个环节，其逻辑也许有点像是徐震所创立的公司和画廊——你要自己去创造基建链条。它是种供应链，促进事物在上层结构的供给和需求，加速流通。它之于象征资本的积累，是实用论和生产论的。

作为馆长的收藏家，其生产资料是国际的蓝筹股艺术家和策展人。与他们所做的基建相辅相成的是上海的几间年轻画廊：两者共同促进上海的展览在媒体上的可见度（在一些媒体的报道频率上，譬如在艺术论坛中文网的页面里，上海的展评数量在2016年首度比北京来得更多）。上海的艺术基建是场没有主题的策划。几乎每个月都有消息标志着重新配置上海艺术地图的事件：BANK搬家，和胶囊画廊一起，现在安福路周围可热闹了；艾可、没顶以及香格纳也先后在夏秋之间迁到西岸。事件如此密集，毕竟是酝酿了若干年，总算是露出冰山一角。它图的是要在这一年让引力转移，让原先作为“大陆之尽头” （套用鸟头

“再来四年！”

2017年1月10日。奥巴马的总统告别演讲一开场就被一万多名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数次淹没。对此，他微笑回应：“你们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这是一场台上台下默契上演的心灵鸡汤，让自认开明进步的民主党支持者得以重温美国自华盛顿总统“因美德拒绝王冠”以来民主传统最后的自豪和信心：因特朗普当选而如临大敌的美国人能选择以笑谈来抒发对未来政权的不满，前提在于他们充分相信对（仁慈）专制的呼声不可能一语成谶——这固然是合众国公民难能可贵的特权。可以想象类似场景曾无数次上演，奥巴马标志性的平衡、共情、幽默、政治正确的演讲却早已无法挽回现实的失控和全球化自由主义的颓势。

2016年的英美政治进程似乎表明，当话术成为特定结构和阶层的内部演练场，大众话语的制造和消费者们似乎更加激进的抛弃了语言与所谓“真相”或“意义生产”间的传统契约，成为可以任意篡改、挪用、欺骗的材料——“后真相”、“假新闻”等词汇亦由此而来。特朗普式“推特治国”通过无休止的谎言、厥词和口头侵犯，反证政治范文的疲软无力，语言的无效和无赖被赋予令人恐慌的暴力与合法性。这当然是极富野心的政治策略，以看似反理性的手段撕开从未普世的文明幻象，直接面向意识形态与现实鸿沟间挣扎求生的人们，确认他们的存在及不被描述的经验的真实。此后的一切被看作西方政治文明的劫难，而这一逻辑在艺术实践中却惊人有效：让语言回归实在经验，把个体生命交付给语言行为，强行以极端同一性取代（或遮蔽）其中的多元博弈关系，凸显出某种拒绝价值判断的绝对暴力。

对我而言，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有点儿像是某种非-事件。2015年，尽管有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和律师、宪法学者请愿反对，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还是在国会通过了旨在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以行使“集团自卫权”之名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新政策。该项政策表面上是为了使日本在国际维和行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美其名曰称之为“积极和平主义”），但实际上它违背了宪法第九条中不以战争或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而且，无论大日本帝国复活有多么不可能，此事件仍然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十五年战争之前日本在西伯利亚和亚太地区的侵略活动——同样以维和行动之名。

抗议游行运动尽管鼓舞人心——学生运动组织SEALDs（自由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就在其中诞生——但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能够为宪法九条的支持者们提供真正有效还击机会的是今年七月举行的国会参议院选举。在日本民进党（原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野党形成联合，在每个改选名额为一名的选区共同推举统一候选人。SEALDs——尽管只是一个更广泛的抗议运动（参与者包括战后学生运动世代、工会、僧侣、家庭主妇和往往被人认为对政治状况漠不关心、逆来顺受的白领阶层）里适合媒体宣传的形象代言——也将活动集中到一点，大胆宣告选举结束后就解散组织。任何人，只要对过去五十多年日本政治的僵化程度（几乎完全被自民党主宰）有些许了解，都知道不能指望在野党大获全胜，但至少我一开始还是希望此次联合能够在参议院拿到足够的席位，以形成有效的抵抗阵线。结果，自民党的议席反而比选举前有所增加，巩固了其对国会的控制，也为进一步大幅度修宪——包括彻底废除宪法第九条——奠定了基础。因此，早在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就已经不得不质疑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政治之外其他选项之可能性所抱有的希望。

《共同的怒吼：朝向一种不安定共同体的诗学》，托马斯·克拉维茨主编

这本文集囊括了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等理论家从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出发做出的关于“共同体”的思考。而南希（Jean-Luc Nancy）为本书作的序则为本书的理论旨趣确定了基调：共同体不是基于某种共同本质或实体的政治单位，而是一种像“咆哮”般呈现的无法统一、缺乏同质性的存在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在其文章中指出，需要区别“共同体”（communi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上的“民族”：包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诸多论述，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当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导致“共同体”被误认为某种建立在实质性基础上的、具有排他性和同质性的政治体。

《共同的怒吼：朝向一种不安定共同体的诗学》（The Common Growl: Toward a Poetics of Precarious Community），托马斯·克拉维茨（Thomas Claviez）主编，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6。

让-吕克·南希，《被否定的共同体》

本书是南希在几十年后做出的、对于布朗肖《无法言明的共同体》一书的回应——确切地说，本书是一份“对于回应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