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观点 SLANT

    “谁是潘迪华/宋怀桂?”

    香港和北京从不缺少传奇。香港的六七十年代,与北京的八九十年代,虽然物质条件不比今日,但都是孕育传奇的年代。今年夏季,香港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和M+视觉文化博物馆不约而同地呈现了以上世纪中国女性人物为主题的展览,分别是香港音乐人与演员潘迪华(1930年生于上海)和北京“艺术先锋与时尚教母”宋怀桂(1937-2006)。

    “谁是潘迪华/宋怀桂?”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这两个名字想必有些陌生,而这也是CHAT和M+在展览入口处不约而同抛出的问题。在M+的展签介绍中,宋怀桂被尊称为“宋女士”,身兼“艺术家、设计师、模特、演员、商人、时尚教母、创意先锋”多个角色,是一位在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电影、音乐和时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CHAT则昵称潘迪华为“潘姐姐”,“一位香港跨领域的文化拓荒者,涉足娱乐、音乐与艺术,并持续启发年轻的创作者们”。在展览现场一则题为《Who is She?》(她是谁)的六十年代英文报道中,潘迪华被誉为是“在香港之外最有名的香港歌手”,能以华语、日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演唱。以此为开端,两个展览分别呈现了大量档案、照片、服饰、影像片段、绘画及装置作品、友人口述等材料,从她们的民国家世开始,追寻她们辗转海外的足迹,梳理与重构宋怀桂和潘迪华的精彩一生。

    人物生平的交相辉映

    潘迪华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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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纳利尼·马拉尼

    纳利尼·马拉尼(Nalini Malani)最近获得了京都奖,并且今年有两场重要的机构个展,包括正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行的“跨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和刚于伦敦国家美术馆闭幕的“我的现实与众不同”(My Reality Is Different)。在这两场展览中,马拉尼的大型影像投影作品延续了她数十年来对受压迫的女性故事的关注。在下文中,马拉尼讲述了她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探讨了印度的社会问题、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她作品中的动态影像。

    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成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是不被接受的。我必须说服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职业是为医学教科书画插图。达芬奇的画曾被医学院使用。我的第一幅插图画的是课堂上解剖的昆虫和青蛙,是我的生物老师教我的,他也教会我建立人类生命与自然循环之间的联系。从那时起,我创作了一系列结合动植物与人体的角色。我不想忘记我们是动物的事实。我们太容易将自己与自然分离,但后者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我的家人是来自卡拉奇的难民,后来那儿成为了巴基斯坦。1946年,我还不到一岁,母亲就带我坐船来到孟买。我的父亲一开始留在卡拉奇,因为我的祖父母拒绝离开,直到暴乱开始。二战后,印度过于贫穷,成为英国的负担,因此他们决定退出,划定了雷德克里夫线,随之而来的就是族群屠杀。分治期间,超过30万人丧生,无数女性被强奸。这意味着很多女性是被她们自己的家人杀害的,因为强奸等于耻辱。分治五十年后,我与巴基斯坦艺术家伊夫蒂哈尔·达迪(Iftik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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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梦回珠三角

    时隔两年,我再次拿到了五条人“大时代歌厅”巡回演唱会的门票,原定于2021年12月开的这场演唱会由于不可抗因素延迟至今。2008年,仁科和茂涛(阿茂)两位来自广东汕尾市海丰县的青年组建了五条人乐队,并开始用海丰方言(闽南语系)创作写歌,经历了在小livehouse的多年演出,2020年因参加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2》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今年7月22日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大时代歌厅”是他们的第一场万人演唱会。出生于广州,创作脉络与中国南方城市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家曹斐担任此次演唱会的艺术导演,负责舞台设计、服装造型、现场影像制作等。当代艺术家担任大型演出的艺术导演,这在中国娱乐史上非常罕见,相信这也是大部分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梦想——把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结合,在万人体育馆接受观众检验。毕竟,与演唱会现场的观众人数相比,美术馆展览的观众日流量还是九牛一毛。此外,曹斐2021年在北京UCCA的回顾展题为“时代舞台”,与这次演唱会主题形成完美的对仗。

    8点的演出,我和朋友们7点赶到体育馆,现场已经将近满座,到处飘扬着五条人标志性的红色塑料袋。开场前,场内播放着五条人精选的经典广东歌单。台上的脚手架、高速公路布景、藏在后台的巨型红色高跟鞋和大量工地元素已经足以让我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回到了2005年曾参与过的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现场,淹没在人海里的身体感俨然来自上个世纪。

    仁科与阿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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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朱湘

    “家庭史”“疾痛”“代际”是艺术家朱湘在个展“海边墓园”中提取的三个关键词。家庭史、个体记忆与主流历史叙述的关系,历史创伤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个体如何面对代际传递的疾痛,这些都是在展览中被抛出的问题。艺术家通过影像对历史边缘的个体记忆进行丰富和重新讲述,同时抽丝剥茧般提取不同时期家庭经验的材料切片,指出个体创伤背后的结构性暴力。展览正在新造空间展出,将持续至8月30日。

    2020年12月,我回到老家探望摔伤的外婆。在收拾外婆以前长住的教师宿舍时,发现了被她藏在不同地方的书信和政审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外婆自己书写的有关外公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记录。后来我才意识到,外婆在年迈时也曾想过记录自己的经历,但无奈因为已经失去了书写能力和部分记忆而未能完成。外公和外婆一样有着地主和为国民政府工作的家庭背景,在一份外公所写的家庭审查报告中,他将自己的原生家庭形容为“封建腐朽的”“勤俭又自私的”。即使他努力通过使用当时的官方话语让自己跟原生家庭脱离关系,这些痕迹最终还是在下一代的身上延续。

    外公和舅舅先后死于1968年的夏天,但相比于日后得以平反的外公,舅舅的形象在家庭中显得模糊很多。我只在家庭相册中看到过舅舅,却从来没有听家里人提起过他。即使后来发现了外婆为舅舅辩白的草稿,也从家人口中得到了一些碎片信息,我仍然无法得知他具体的死亡过程和情况。

    在《海边墓园》和《北京“中山路”》这两件影像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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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弗朗西斯·斯塔克

    弗朗西斯·斯塔克(Frances Stark)的作品蕴含丰富的指涉,且在形式上兼容多样,性与政治、告白与批判绞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当代生活深刻而自寓的活体解剖。在下文中,斯塔克谈到了她的新展“要么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要么别再犯怂”(Serve the Dominant Ideology or Stop Being a Pussy),展期至7月29日的此次展览目前正在纽约的格莱斯顿画廊展出,标志着这位艺术家再度回归绘画实践。

    除了音乐偶像之外,第一个让我真正感受到共鸣的艺术家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特别是他的小说《性爱之旅》(Sexus, 1949)。我爱这本小说,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精神自由的前侨民的自传体式的典型美国小说。亨利·米勒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作者——强硬、幽默、不检点,但同时也是高尚而美丽的。我的创作方式最终在向他靠近。我用生命来写作。

    虽然我喜欢视觉艺术,但相比于逛画廊,我更喜欢阅读,因为你必须按照顺序一个字一个字,一页一页地读。就像音乐记谱一样,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告诉你这些文字应该怎么念,应在何处止息或停顿。你不能把书倒过来读。一本书就像一张地图,它确切地标示出艺术家想要让你去往的地方。相比之下,逛画廊的时候,你甚至可能都不会看全所有展出作品。逛画廊不需要那么高强度的集中注意力。对我来说,这总归是一个颇有趣味的窘境,因为我通常会像握着观众的手一样来创作艺术作品。如果你在错的时间点移开视线,我很可能会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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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BOOKS

    变身

    亚非的几何结构:超越团结的艺术》(Geometries of Afro Asia: Art Beyond Solidarity),奇廷泫(Joan Kee)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23年,总页数:320页。

    2011年访问赞比亚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指出要警惕在非洲大陆出现的“新殖民主义”。“我们看到,在殖民时代,要进来取走自然资源,贿赂当地首领然后走人是很容易的,”她警告道。

    但在希拉里眼里,这些没挑明的新殖民者到底是谁呢?中国:一个往非洲投了近100亿美金的国家。(国务卿团队的工作人员随后证实了她的意思,以防有人没听懂。)一些批评者指出希拉里的言论虚伪。“北半球新的经济援助附带那么多条件,往往有还不如没有,”经济学家、《卫报》专栏作者贾亚蒂·戈什(Jayati Ghosh)写道,她觉得这是“迷惑性”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正如政治学家伊萨克·欧杜姆(Isaac Odoom)所言:“我们忍不住要问:美国为什么那么关心中国在非洲扮演的角色?”

    希拉里的警告属于某种简单化叙事的一部分,欧杜姆称之为“把中-非政策缩小到要么‘中国最糟’要么‘中国最棒’的倾向。”有关中国在非洲动向的论战由地缘政治的权力代理人为引导资本的全球流通而挑起,但它同时也如同一个暗码,提示着更深层、更亟待进行的讨论,关于地球上最大的这两块大陆及其离散群体之间千丝万缕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

    希拉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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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袁中天

    我们如何调解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悖论,如何将苦难视为常态而非例外,从而让受害者转变成抵抗者? 袁中天在美凯龙艺术中心的个展“无门一窗唯光”将艺术家个人经历中的人和事融入更广泛的历史与想象叙事,以影像、装置和平面作品等多种媒介,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感冲动,质疑权力结构,寻找抵抗、连结与信任的通道。展览至2023年9月3日。

    我一直认为艺术家的敏感不仅应该被保护起来,或许更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各种权力结构的“冷眼”。在某个时间点,艺术家的情感需要得到经过思考但真实的宣泄,这种既本能又经过塑造的宣泄可以信任,甚至可以帮助人们产生连结,至少在朋友之间。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共情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巧,但也需要警惕共情可能带来的强迫和伤害。此次展览同名新作《无门一窗唯光》围绕我去年过世的一位朋友L的故事展开,但我并没有试图重现L的苦难,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完全理解他过去15年的经历。影片是用超8毫米胶片拍的,这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家庭电影拍摄媒介对我而言是一种多义性的容器,可以容纳家庭故事、亲密关系、女性以及酷儿感知力等,同时它便于操作的业余性也构成了一种抵抗形式。作品中的建筑模型帮助我与L的故事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陷入到特定的情绪,也促使我在寻找他留下痕迹的过程中去思考: 是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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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刘雨佳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第一空间正在进行的刘雨佳个展“微光渐暗”呈现了艺术家近年来几次探寻新疆和东北边疆地区的旅行创作。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场深入长白山林区的行旅更是触及了生态与历史、地理与情感的交缠共生关系,此外,艺术家在拍摄过程中首次动用了无人机视角,作为串联全片的另一条线索。本文中,刘雨佳详述了她始终建立在探寻真实与虚构界线基础上的创作主体性,同时回应了记录式拍摄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展览将持续到7月30日。

    我一直都采用旅行拍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在拍摄之前我不会准备剧本,也不会进行太多的信息收集和调研。我相信我即将要获得的素材里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我不能提前预料的。对于我来说,创作让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快乐就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遭遇不同的风景以及他人的人生,最后再把这些经历消化为自己的某种想象和叙述。2022年我拍摄了四次,差不多持续六十多天,我从未在短时间内进行过如此密集的行走和拍摄。我知道很多艺术家在2022年都去过边疆地区,我相信这跟封控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大家都有一种想冲出去的冲动。

    我一直对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很感兴趣。但现阶段,我并不想通过写剧本去虚构一个故事,然后找演员拍成影片去反映某种真实。我认为这是大多数电影正在做的事情,而且这种方式需要消耗更多资源。所以我都是记录式的拍摄,不使用演员,也不会在拍摄现场指导拍摄对象进行表演,仅仅只是记录。记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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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见所闻 DIARY

    移步换景

    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印象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疫情三年,围绕这个城市产生过很多强烈的情绪反应,读过无数关于这个城市的个人和集体的书写,它好像已经成为心理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好奇,当实际到达此地的身体感官体验与长久以来堆积发酵的想象碰撞时,会不会反而有一种复杂的错位感。在坐上出租车开往酒店的路上,看着窗外一路过去的城景,我却感到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但又肯定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地方。当路过长江大桥和两边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时,我以为置身南京,驶进租界区之后,又仿佛看到了上海和天津,渡轮码头和重庆两相呼应,东湖和西湖也难分东西。这里似乎把我对很多不同地方的记忆拼凑起来,但每个看似熟悉的角度引向的都是新鲜和未知。同行的一位来自上海现居北京的朋友也说,走在武汉的路上内心竟然泛起非常强烈的乡愁。

    此次来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剩余空间在华发外滩荟的新馆开幕展,李怒的“看一只黑鸟的十四种方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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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点 SLANT

    被打扰的女孩们

    经常听说有人在看到维米尔的作品时会晕倒,或者一想到他的作品就忍不住流泪。苏珊妮·雷耶斯(Suzanne Raes)的最新纪录片《靠近维米尔》(Close to Vermeer)中就有好几个人是这样。但估计没人能想像在同一个场馆看到这位荷兰绘画大师如此之多的画作会是种什么感觉;即便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的这场大展已经结束,我还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此前的观展体验。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这么多的作品汇聚一堂,其效果既没有互相抵消,也没有显得过度;每件作品的震撼力都未减弱分毫。然而,一旦开始思索它们到底是如何撩人心弦的,你就会发现里面存在一种情感的反转,如同僵在脸上的微笑。

    维米尔画中主角大多是女性,她们独自一人,沉浸于手头的活计。在《持天平的女人》(Woman Holding a Balance,约1662–64)中,女主角专心称量着她的珠宝首饰,身后挂着一幅描绘最后审判日的画。在《站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A 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1670–72)中,女孩背对窗户,却面朝着画在她乐器内盖上的一片风景。维米尔所有作品里都充满了这样的反讽,或是对其描绘对象微妙的评判。在一幅借展自东京、不是典型维米尔风格的早期作品中,我们看到圣女普拉塞迪斯(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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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访 INTERVIEWS

    多丽丝·萨尔塞多

    多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的雕塑和装置里弥漫着一种遗弃感。过去近四十年来,她一直以战争和法外暴力受害者的证言作为材料和灵感来源。这些介于再现与抽象之间的作品具有某种转喻效果:一只坏掉的椅子,一个没入混凝土的衣柜,或一双被缝进牛膀胱里的鞋子,都让人联想到将它们遗弃的那些身体。萨尔塞多的作品或许是难消化的,但它们同时也有惊人的美感。小草排除万难地从木板桌子的缝隙里钻出来。紧实的沙地也挡不住流水翻涌。目前,萨尔塞多作品展正在巴塞尔贝耶勒基金会(Beyeler Foundation)进行,展期至9月17日;在刚闭幕的沙迦双年展上艺术家亦有全新大型装置呈现。本文中,萨尔塞多讨论了她精准的工作方法,以及为什么在“无尽的灾难”面前艺术能我们带来希望。

    我出生在哥伦比亚,在那里,你没有多少选择。没有一个可以让你选这选那的艺术传统;我们的传统在殖民时代已被破坏。我们不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内战的重负下工作。我1958年出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也在同一年成立。有些历史条件真的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我有生之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变形,我别无选择,只能去记录这些创伤性的事件。我没有选择题材的艺术自由。

    关于暴力,有些东西我们无从了解。我们无从了解人们真正经历了什么。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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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点 SLANT

    展览南方可以逃脱奇观吗?

    2020年12月到2023年6月,广州美院美术馆的泛东南亚三年展“榴莲·榴莲:作为方法论的区域艺术研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邀请超过十五位馆内外的研究员,前后参与策划了一个特别展、七个序列研究展(其中最后一个因为时间和相关材料准备的原因延展到在北京中间美术馆合作开展),另外还有四个序列研究回顾展,将之前的材料精炼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展出。这些不同板块的开展时间并没有特殊的逻辑,策展方式、主题、方法与视觉呈现也大相径庭,偶尔在概念上有若有似无的联系。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整体,“榴莲·榴莲”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契机。本文从该次展览出发,反思从九十年代以降发展的各种策展南方方法学上的局限性。为此,与其深究展览各板块间的具体联系,不如将其作为有关南方主题大展的整体“征候”来阅读,探明这些各自表述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南方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新的批判性与可能性。

    首先,这一系列的教育与研究活动值得肯定,可以说是各类资源投入相当齐全的美术馆展览: 从演讲活动、导览、工作坊、出版物、流动书坊到线上展厅,官网针对大众教育或研究的资料也非常丰富。其中,“穿针引线” 单元中庞克摇滚社的作品和“翻山越海”单元中刘博智的部分摄影创作是美术馆因此次展览新增的收藏,馆内研究员也正在进行针对其他展出物件的收藏工作。

    泛东南亚三年展由庞大的策展群与顾问群,综合多种观点,融合或者消化近年来英语世界对于“全球南方”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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