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几乎与此同时，当代艺术逐步进入社会文化和高等教育领域。然而，沿海以及内陆之间的差异，还是激发出个体艺术家们对于现代性危机的不同反应。在“城市作为艺术现场：从空间到日常的边界流变”这场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的展览中，不少参展艺术家所带来的部分作品，持续对城市生活中那些不可见的倦怠进行着抵抗或反思。这或多或少在教学范围之外，打开了对于现实的讨论。例如，李燎的“劳动摄影”（2023）与郑国谷的“阳江市郑国谷美术馆”（2024）项目，分别以直接卷入资本绩效体系，或逃逸至内观体系的方式来转化自身与珠三角极度城市化之间的张力。

现代都市内外，还有市井、自然作为其差异化的存在。市井生活充满自发意识，在现代体制出现之前早已深植于日常生活中。在成都的市集里，何利平通过排演广告视频“生活广场”（2020），将各种日常消费行为还原成戏剧化的肢体惯性。与此相应，来自青海的刘成瑞，更愿意将艺术作为环境与人联结的媒介。在“澜沧江计划”（2014）中，刘成瑞持续从城市中筹款，寻找到青海的一位盲童帮助其复明后，将这位孩子的名字为Google地图上一条原本无名的河流命名。

城市化进程，就像是一整套外在于人的配置，其最剧烈的变动，往往发生在城市和山野的交界地带。在整个展览里，摄影艺术家翁奋的多组摄影作品仿若一场视觉人类学的考察，从多重面向剖析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在《自然的态度—无名小树林》（2025-）中，植物的自我修复力得到展现，而《我们的方法—S-G模式》（2025-）则揭示了科技对作物与光照的精密控制。和这些需要通过互相比照来获取信息的图像相比，人的形象浓缩为宽幅摄影《消逝的风景》（2022-）中的刺点。背对镜头的村民们，引导着观者共同面对农地征收问题。照片中，人显得重要而无力，但同时又象征着某种希望。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办公、消费与住宅区域的分散扩展，以及高校等知识生产机构迁出城市中心。这使得人的身心与市井生活和自然环境进一步隔绝。如果说城市惯性地构成了当代艺术讨论议题和展示交易的场域，那么通过展览里众多艺术家经由身体进行的迂回逃逸或孤胆英雄式的反抗，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如今，面对媒介投喂与空间治理的高度精细化，艺术是否必须依附于城市文化所构建的艺术史语境，才能实现其意义的完成？本次展览在这里似乎也给出了某些可能：当下地运用身体与联合。就像影像《躲猫猫》（2024-2025）里，二高与视障伙伴的临时舞蹈，还有李文枫那组穿越不同时代的录音摇滚《就很好听了》（1997-2014）。在这里，人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

文／ 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