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939年创作他的代表作《芬尼根的守灵夜》时，眼睛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但对喉咙与舌头内在的音乐性及其所蕴含的无数创作可能性变得极为敏感，他坐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打造一种全新的、人造的杂糅语言，突破了英语这种他表面上使用的媒介的所有限制。在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语言的使用方法：把语言当成垃圾，当成残骸，当成快乐的剩余物；语言作为雕塑；语言作为原材料。乔伊斯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是激进的——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就连小说和诗歌都被普遍期待能承担某种宣传性质的功能，通常借助一些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伤感情绪宣泄——他的文学极多主义在视觉领域也可以找到对应，比如像迪特·罗斯（Dieter Roth）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这种“万物”艺术家的作品，对他们而言，提炼物质的（往往还有身体的）剩余物有助于堵住艺术史奔涌的浪潮，以构筑一种非人为创造的意识。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一直借助他硕大无朋的二维综合材料作品在“历史的终结”这一修辞领域深耕细挖。这些作品往往抗拒图像和物质惯例，因此很难被称作“绘画”；画面常常被填充各种三维的废弃物品，使其几乎变成某种墙面雕塑（如果这种分类在今天还有意义的话）。在他的最新展览里，基弗致敬了乔伊斯名作中的循环叙事。在展览的核心作品《军械库》（Arsenal, 1970–2023）中，各种锈迹斑斑的“元素”（借用作品材料单子的说法）从地面到天花板，严严实实堆满了一条通道两侧的工业用金属货架。通道通向几个不同的展厅，里面放着若干同样气势恢宏的雕塑装置，比如《马克思我的词堡》（Marx my word fort, 2021–23）。后者由一个巨大的沙堆以及倒在沙堆各处的钢制购物车和一台老式轮椅组成，墙上还潦草地写着几句乔伊斯作品里的文字。

乔伊斯看了这次重新诠释会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走在这些荒凉的堆积物中间，你会明确地感觉到，在戏剧化地表现历史的终结这方面，没人能赶得上基弗。

文／ 特拉维斯·杰普逊（Travis Jeppesen）

致颖（Musquiqui Chihying）在伦敦Tabula Rasa画廊的个展名为“过于喧嚣之尘”（Too Loud a Dust），这显然不只是一个隐喻：紧凑的展厅里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被彩色灯光照亮的透明盒子，盒子里弥漫着灰尘，从盒子一侧接入的管道连接着一台空气压缩机，每隔一段时间，空压机开始运转，灰尘伴随着如吸尘器一般的巨大声响飞舞起来。这件名为《尘埃》的作品展示了艺术家从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收集的灰尘，在展示盒的一旁，作品的另一部分呈现了这些灰尘在显微镜视角下的样貌，皮屑、毛发、纤维等组成灰尘的固体物质在高倍率放大后显得颇有生机。这看似戏谑的布置向观众抛出的问题却十分严肃：如果灰尘（而非藏品或档案）才是历史留下的全部遗产，如果你也能听到历史的尘埃发出的呼喊（却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你会做什么？

与《尘埃》构成互文关系的是展览中的另外两件作品，它们分别指向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上与东亚有关的两个事件。分布于展厅墙面的《明信片》由12幅小型素描画组成，每一幅对应着传教士吉佛瑞（W. Hamilton Jefferys）和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于1910年合著的《中国的疾病：包括福尔摩沙与韩国》（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一书中展示华人病态的插图；地面上由土壤和金属制成的《地图》复刻了1910 年在伦敦白城（White City）举行的日英博览会上用于引导观众的一张地图，地图描绘的“福尔摩沙村”是博览会专门展示台湾原住民“真人”生活的“土著村”。两件作品指涉的历史物件均凸显了展示的政治以及内在于展示的暴力，而展示的动作正是这场展览探讨东亚地区殖民历史的重要线索。

致颖对上述历史物件的再现和再创造似乎是在寻找面对、进入、讲述历史中的暴力的方式。《明信片》系列中的单色铅笔画将原书插图中的具体形象转变为黑影一般的轮廓，《地图》使用的土壤是艺术家近期从伦敦白城日本花园收集的。通过重访、重构“历史的尘埃”，致颖搭建了一条审视殖民主义历史的迂回通道。迂回是必要的，因为直接的抵达无法保证所谓的反思与批判，且展览机制本身对于展示的迷恋使得通过艺术创作反思展示的尝试变得更为棘手。迂回还体现出一种谨慎的姿态，艺术家似乎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展示的暴力还是与殖民主义相辅相成的种族主义在今天都仍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着，作为在西方工作的亚裔艺术家，展开有关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创作的前提及环境本身都是值得警惕的。

诚然，对自身殖民主义历史及遗产的反思与批判近几年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界逐渐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方兴未艾。但取得“正统”地位并不意味着“去殖民化”就成功了；相反，看似繁荣的“去殖民化”浪潮恰恰遮蔽了对殖民主义历史中异质成分的进一步讨论，以至于东亚语境的特殊性在这场浪潮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基于此种特殊性的叙述又难以被“整洁地”归纳到当前在西方内部愈发制度化的“去殖民”框架中。如果说“历史的尘埃”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那么 “过于喧嚣之尘”便是对这种困境的一次回应。

文／ 刘伟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