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布其在马凌画廊香港田湾空间的个展上首次展出了她的一批丝网版画，以及唯一一件非平面作品《游戏以及关节的重要性》（2020）。

《游戏以及关节的重要性》一如她以往的作品标题，好像陈述现实那样地把词语并置，提示着作品的重点。装置顶部一个倒置的微型小滑梯透露出“游乐场”的意象，但又完全不是我们习惯的“游戏”会有的场景氛围，黄铜质地让滑梯状的雕塑轮廓不明，仿佛在记忆和时间里坍塌，给这种嬉戏覆上了一层沉重感。纤细的红色不锈钢管组织起了作品的基本轮廓，一种在具象和抽象之间的滑动的形态。这些不锈钢管由数个接口组装而成，或许这些接口即为作品的“关节”，不过它们的出现似乎并非为了“支撑”，而是为了在整个结构中“游动”。最顶端的钢管上包裹了一长串类似蓝色积木的方形木块，蓝色与红色形成了强烈的对冲，但木头的质感却又让跳跃的色彩关系稳定了下来。无论是红色钢管还是蓝色积木，都暗示着批量工业生产和可被分拆重组的可能性以及非唯一性。实际上装置中的所有元素，甚至包括红色线条对空间的切割，似乎都是被偶然组合成这样的，在时间和空间的某一个恰好的卡位点，成就了现在的状态，其“前因”掌握在艺术家那里，而“后果”则有赖于观众的参与：那些钢管的弯折方向和微型雕塑都牵引观众展开时远时近的凝视，作品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弹性也随之被拉伸出来。《游戏以及关节的重要性》展现了娜布其在自身实践中反复练习的对空间的掌控，将原有的实际空间进行重新分配，并藉由观者的身体力行，来改变意象、情境、记忆和常识。

丝网版画明亮的色彩和简洁的构图与装置作品形成了呼应。这些版画像是某种笔记，我们可以猜测艺术家日常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如果对她的作品熟悉的话，或许可以一窥其之前数件作品的某些细节片段，亦或猜测它们可能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于未来。其中几张版画上出现的，不断重复着的红色不规则椭圆点、黑色菱形长条、绿色的网格和既像植物又像水晶体的绿色团块，似乎与娜布其雕塑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楼梯、栏杆、高楼尖塔等等元素有着某种联系，或令人联想到在某些观看角度下形成的抽象画面。而另几张版画中，悬在空中的梯子、大大小小的红色金字塔，则好像梦境中的某些画面，带来超现实的感觉。这些像从日记中截取下来的画面，都让我们得以想像艺术家从日常中吸取的灵感，并在平面构思到空间塑造作品的这一过程中思维跳跃的弧度。

文／ 王慰慰

香港有艺术史吗？香港有艺术史档案吗？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简称“AAA”）多年来一直试图解答的问题。夏碧泉档案——“史上单个最全面的香港艺术史档案库”，为该机构的重要研究计划。自2014年启动起来，该计划把夏碧泉的所有资料从一间土瓜湾的唐楼公寓搬运到火炭项目空间，供内部研究及公众预约参观，并已将其全部数码化，目前正移交给香港大学及其他机构做进一步保管研究。本展览亦为该档案研究工作的延伸。

夏碧泉是谁？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香港艺术家，曾自学并创作了一些雕塑与版画。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摄影，包括在各类建筑与展览空间中留影，及在展览开幕式上与各色艺术家和名人合影。他还热衷于收集本地及海外的设计艺术类书籍杂志，并进行拼贴创作，最终制作了超过300册拼贴书。自1960年代起至其2003年逝世，他拍摄了超过2，500个展览。这些摄影底片加上他的拼贴书经整理后构成了超过600箱档案，一经发现便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研究香港艺术史的资料。

作为一个以单一档案为基础的展览，本展览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档案本身，即部分档案内容的视觉化再现（一个巨型手翻书视频，现场及电子相册），夏碧泉为数不多的艺术作品再现（一个香港70年代餐厅的天花版装饰）及其工作室的再现（一个微建筑模型），研究人员整理档案的工作过程的再现（档案整理员的桌子，视频及展览手册），由研究延伸出来的关于亚洲艺术档案的讨论（一个阅读桌），以及夏氏所记录的于1997年至1998年举办的一系列展览的代表的重现（虚构的香港人祖先——半人半鱼的“庐亭”雕塑）；二是委任五位本地及国际艺术家对于档案进行创作回应，引出关于历史、记忆及香港身份的探讨。两位香港艺术家的创作侧重本土语境：林颖诗寻访夏氏拍摄的足迹，将自己的创作与夏氏的手稿与摄影融合起来制成实验影像（《思考工作室》，2020）；关尚智一直对已故香港艺术家麦显扬（1951－94）一件下落不明的作品《马‧梯》感兴趣，后来得益于档案中的1982年展览记录，他再造了一个小型雕塑《铁马——麦显扬之后》（2008/2020）。黎巴嫩艺术家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曾于2014年在AAA驻留，此次他根据夏碧泉晚年藏品及其个人生平制作了一个小型桌面装置（《无题＃79》，2020）；印度艺术小组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曾于2016年筹备上海双年展期间参观夏碧泉工作室，被眼前的杂乱堆叠所震撼，故是次创作了一个铺陈着特殊纸科技Tyvek材料的沙发，电风扇与LED灯板（《未记帐》，2020），试图再现夏氏工作室的亲密感；土耳其艺术家巴努·钦内图（Banu Cennetoğlu）亦曾于2019年在亚洲艺术文献库驻留，她的回应将于2021年6月份在网上进行。

在展览现场，这两部分交织在一起，松散并置在不大的展厅之中，并无明显界限。据展览手册所言，这两部分共代表了十个场景，每个场景都像超越时空的随意门一样邀请观众去诠释和想象。但遗憾的是，这种“场景感”在展览现场并不明显。这不仅是由于档案本身的再现相当粗略，也由于艺术家的委任创作回应相当简单且风格化，其现场效果未能充分表现各自先前对于该档案的研究，因此观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档案的丰富内容成为一个疑问。回到档案本身，夏碧泉的记录无疑是香港艺术史的重要见证，不过这些记录本身也有局限，比如缺少女性艺术及女性艺术家，拍摄的角度和内容有些千篇一律，夏氏本人的形象过于显眼等等，而这些局限本身恰恰暗合了今日我们对于“正统”艺术史的反思。只不过除了在展览手册引用瓦利德·拉德的一封邮件中被极其简略的提及之外，这些问题并没有反映在该展览及公开的相关内容中，实为另一遗憾。

文／ 刘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