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川夕，《日本的移民》，筑摩新书，2025，256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逐步消退，世界各国都在文化、思想、政治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保守化倾向。在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性议题中，外来移民的问题无疑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尤其是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掌美国政治，美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针对非法移民的讨论更是容易迅速升温或转变为政治立场定性乃至甄别敌我式的对峙，无论参与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由疫情影响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年轻人和上一世代之间的收入差距，加上执政党自民党的贪污丑闻和一部分立场较为保守的自媒体和在野党放大宣传的“库尔德族人”问题，这些都导致外来移民的问题在一般民众眼里，逐渐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社会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担任国际关系部部长、同时兼任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移民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移民问题专家是川夕（Yu

从2023年1月至2024年1月的一整年，评论家迪恩·基西克（Dean Kissick）主持了十二场“海港对话”（Seaport Talks）。这一系列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开放式对话，旨在于公共空间推动当代艺术讨论。基西克说他的构想很简单，找“一间不错的酒吧，一些资金……以及一群活跃、投入的观众，他们是因为想听内容而来；这样，数百场对话就能自然展开。”

这些对话采用非正式、即兴的方式，基西克与嘉宾们凭借自身在艺术行业的亲身经历，漫谈印象与轶事，在交谈中勾勒当代艺术景观，回顾过往的失望与遗憾，也展望新的艺术可能性。这些活动更像是闲聊而非讲座，没有留下任何录音记录，参与者被鼓励即兴发挥，甚至提出具有争议的观点。活动的成功不仅以思想交流为衡量标准，也体现在社交层面——如果当晚的主题能促成志趣相投的陌生人之间的相识、攀谈甚至热烈讨论，那就算是达成了目的。

在当代艺术领域充斥着说教式、乏善可陈的播客、访谈和商业论坛的背景下，“海港对话”的独特气质显得分外清新。参与嘉宾包括评论家（如肖恩·塔托尔 [Sean Tatol] 和本·戴维斯 [Ben Davis]）、艺术品经销商（布里奇特·多纳休 [Bridget Donahue] 和亚历山大·舒兰 [Alexander Shulan]）、艺术家（贾米安·朱利亚诺-维拉尼 [Jamian Juliano-Villani] 和比利·格兰特 [Billy

乌谷昌幸，《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208页。

平日经常网“冲浪”的人们，恐怕或多或少都听说甚至了解过下面这些传闻：2020年美国大选是民主党舞弊的结果；“9·11”是布什政府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剧；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由一个庞大的犹太精英组织操纵；城市里所有的鸟类都被政府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亚里士多德是被杜撰出来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一般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传闻或说法体现了“阴谋论”的思考方式，或者多多少少都跟“阴谋论”沾点边。并不夸张地说，在信息密度极高、更迭极快的当今互联网社会，“阴谋论”的生产和传播速度相较以前的时代已经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而且，类似2021年1月6日发生于美国的国会山骚乱事件这样的极端事例表明，“阴谋论”在如今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早已不再是局限于小圈子内部供消遣和娱乐的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人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各色传闻，一方面形塑着每个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自身所处的共同体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家、媒体从业者、学者等等对于公众的关切及时进行反馈、分析和回应。

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教授乌谷昌幸的近著《身边的阴谋论》（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年）便试图剖析盛行于当代社会的阴谋论、尤其是政治阴谋论的成因，分析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们的心理动机及其社会土壤。这本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两个问题：阴谋论是从哪里产生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乌谷教授的这本著作不仅可以让我们辩别什么是阴谋论、什么是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们说服自己身边的那些信奉阴谋论的朋友乃至家人，将他们引向理性和真理的康庄大道。

與那覇潤，《江藤淳与加藤典洋》，文藝春秋出版社，2025，320页。

2025年是日本战败八十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昭和天皇的所谓“玉音放送”，尽管播放效果由于嘈杂的噪音、裕仁天皇的口音和《终战诏书》的书面语措辞而不尽如人意，一般的民众还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消息确认了日本战败的事实。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政府从1963年起将每年的8月15日规定为“终战纪念日”，在1982年又将这一天规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在日本的官方媒体上，将“战败”置换为“终战”——仿佛日本战败乃至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自然灾害一般——的做法由来已久，而随着战争和战败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普通民众（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对于8月15日这一天的感知也早已变得迟钝。然而，众所周知，事实上标志着日本投降的事件——也即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并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不是在1945年8月15日，而是在此前一天的8月14日。换言之，8月15日这个决定性的日期，仅仅标志着裕仁天皇向国内民众宣告战争结束的日期；而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对外而非对内发言的意义上，这个日期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认为，通过有意淡化8月14日的重要性而强化8月15日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吊诡地将“战败”转变为强化战后日本的内部自我认同的一个事件。

当然，关于战后日本对于“战败”与战争责任的含糊其

王钦，《“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总页数：244。

青年学者王钦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收录了作者于2017年到2022年间发表的10篇文章，包括书评、影评及其他时评，讨论对象囊括了女仆咖啡、少女偶像、“世界系”动漫以及虚拟主播等，乍看之下，似乎与近年来国内逐渐增多的日本亚文化研究颇为接近。但正如作者在标题中为这些不同现象选择的两个关键词——“零度”与“关系性贫困”所示，这本文集不能被单纯归类为亚文化研究，而更多是关于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进而关于公共性的作品。

王钦认为，在“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下，以往研究者面对“边缘性”社会群体或文化现象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试图拯救”的姿态，导致其后的“研究”与“分析”反而不得不成为对这种预设立场的补足。对此，作者的解法是以一种“文学性”的方式介入。所谓“文学性”是指：

“这类分析不能单单停留于它们所描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表意内容层面，也不能短路地从当代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话语中寻求对于这些现象的直接解答，而必须着重分析这些对象或现象的语法结构、意义生成方式和背后所预设的种种社会和思想前提。”（第9页）

这也指向了书名中的“零度”，即不带任何预设立场地进入种种被贴上“亚文化”和“边缘”标签的现象的发生现场，去寻找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寓言

《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Disordered Attention: How We Look at Art and Performance Today），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著，Verso出版社，2024年，总页数：311页。

在过去十余年间，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先后在写作中归纳和界定了四种今天当代艺术中常见的创作形式：研究型装置、持续性表演、政治干涉行动，以及致敬现代主义的艺术。在由这些撰文集结而成的新书《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中，毕晓普将上述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新技术影响下的观看模式关联了起来。按照她的叙述，在新的观看模式下，人们不再需要定睛凝视，而是可以让注意力分散游走于观看对象、周围环境以及虚拟现实之间，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生成观看体验。相较于艺术家个案研究，毕晓普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与创作者和观众在今天的认知框架相契合，又如何集体改写了2000年后当代艺术的版图。在她看来，诸如互联网、手机拍照、社交媒体类等技术的兴起对我们生存状态的影响之巨，已经溢出了将当代艺术视作后冷战时代以来兴起，以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张为参照线的经典历史叙述范围，有必要单独作为线索梳理。通过追溯四种艺术类型的历史前身及其演变过程，毕晓普展示了它们如何一度打破传统的权力格局，又如何一步步沦为创作的舒适区，而难以再对今天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新的问题。

国分功一郎，《从手段中解放》（『手段からの解放』），新潮社，2025，208页。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的近著《从手段中解放》颇为奇特。标题所提示的关键词“手段”直到论述的中途才出现，而且重要性低于另一个标题中未曾提示的关键词：“享受”。事实上，所谓“从手段中解放”，意思就是“专注于享受”。因此，这本书是一份有关“享受”的哲学考察。如果遵循如今日本图书市场上常见的起名方式，一个更时髦的标题可以是《享受的哲学》。国分没有如此命名这本书，多少体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肃性。

根据国分在全书开头的交代，本书的问题意识承袭自他在《闲暇与无聊的伦理学》（2021）中提出的一组对立概念，即“浪费”和“消费”。借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国分将这组概念区别如下：“浪费”的对象是物品，因而总是存在着某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实现了满足；“消费”的对象是符号，因而会在消费社会中无止尽地被诱导到新的符号上。用国分的话说，“消费”所不具有、而“浪费”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对具体而个别的“物品”的享受。因而在国分看来，要想解决当代消费社会的根本难题——即个人欲望和行为被不断变化的符号操弄——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物品”。

什么是享受？当我们享受某个物品或某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国分认为，西方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享受”这个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行为做出过充分的思考。在他看来，日语中

宇野常宽，《庭院的思考》（『庭の話』），講談社，2024，368页。

最近，以分析日本当代ACG文化和社会现象著称的批评家宇野常宽，出版了一本标题颇为怪异的专著：《庭院的思考》。原文的标题为“庭の話”，可以译为“谈谈庭院”，但封面上的英译则是“Think as a Garden”（如庭院般思考）。当然，如宇野在书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隐喻，或一条思考的线索。因为本书真正关心和试图应对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今弥漫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

宇野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近些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治理疆界的全球性市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几乎都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边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讯和移动手段、经济和技术条件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诸多个人属性标签中的一个（被称为Anywhere的人），而另一边则是因个人或社会的种种限制，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或受困于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人（被称为Somewhere的人）。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从事着金融投机的游戏，后者则在由前者炮制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热衷于相互承认的游戏。宇野指出，对于Somewhere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接触世界的实感的装置”，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议论和相互点赞成为目的本身，而发言的内容反倒成了手段。

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杜克大学出版社，2021，总页数：287页。

在主流地缘政治与自由主义批判之外，是否还有重审中国当代艺术含义的可能方式？何谓“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美学？美国跨学科研究者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所著《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一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既有解读进行重新评判，尤其将所谓“少数”艺术的判定视为己任，尽管该著作的关注重点为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展览、评论话语中的位置，它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亚洲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业者。

亚普的成书背景对于大多数熟悉艺术行业且使用简体中文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审视，往往不乏民族志式的认知——而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欧美机构与市场对中国政体特殊性的洞见或想象，时常会构成一类单一语境，为艺术的理解设限。因此，经由此种语境淘洗存留的作品多半以其政治反抗性闻名。从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视角来看，这点观察称得上是老生常谈；相应的，这点观察的出现往往止步于其对该类作品在内容上的驳斥，缺乏针对作品评述背景的结构性批评。亚普书作的贡献之一便在于他将评论矛头指向了作品评述背景，在书的开头便强调了这类反抗叙事所暗含的假设，即当今由西方文化阶层主导的国际艺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通行认知以及与之伴生的政治行动主义的理想化解读。换言之，在这一假设下，作为美学系统载体的艺术作品和主流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且线性”的索引关系（24）。那些在索引关系中不幸失焦的艺术家、作品和理解线索，将不免成为主流艺术叙事外的“少数”。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023，李贻琼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页数：208页。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开篇首句，便预言了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故事。读者倒吸一口凉气，提醒自己警惕：开端越是平滑完整，就越昭示着即将开绽的裂痕。

米勒的文字在裂缝最深处：“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地方，不然我根本不必写作。”（185）维特根斯坦将文字的轻逸（lightness）比作飞鸟，而阅读米勒的窒息感像是在海水中慢慢下沉。或许对于米勒来说，语言何须跃出生活世界重新发明形象，能够接近“真实”已非易事。《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共收录9篇短文，大致循时间线索记述赫塔·米勒从罗马尼亚的童年时光到德国旅居的人生，可被视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准自传。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聚居区，因二战中族人在彼时政府号召下的亲德行为，整个村庄在战后受到奇奥塞斯库政府的严密监视。这位日后需要习得“母语”的罗马尼亚裔作者，从未用罗语写作却渴望其温度，冷战期间在西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被指控叛国。最终移居到德国，语言终于相通，却因书写极权统治下的生活，被人质疑沉溺过去、拒绝与本地产生关联。命运，总将流离失所者逼近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身份始终错置，语言总是丧失。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

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寻常笔记》（Ordinary Notes），但特书店出版社（Daunt Books Publishing），2023，总页数：379页。

作动词：注意，助记，仔细观察；作名词：记忆，音符，表达情绪态度的声音……惯于从前言总览全书的读者，只能在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的《寻常笔记》[1]扉页看到“Note”的诸种含义。寥寥数语并置，开篇便对读者的预期进行了一次解构：打破为某事注疏的前设，把记忆与声音相连，引向一系列留意、观察、发声的过程。248篇以数字编号为序、大多缺失写作时间、随作者的脚步游走于各个地点的笔记，部分源于作者电脑里一份名为《为某事而作的笔记》（Notes Towards Something）的文件，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集中写就成书。全书共计八个章节，由个人和家族记忆，因文学、艺术、电影、建筑空间触发的随想，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回应编织而成。用夏普的话说，这些笔记收录的是“彻底地反黑人的声音；尝试去除反黑人逻辑，但以失败告终的记录；拒绝套用上述逻辑从而同时去人化、非人化或再人化黑人的笔记”（页3）。碎片式的笔记中暗含线索，或层层递进，或前后呼应，偶有推翻前设，像极了一种伴随式的思考状态。

­众多读罢让人获得新知的书中，《寻常笔记》是让人想要去感受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