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2月24日（第一天）：开端

今天早起就看到八个未接来电，是我父母和朋友们。起初我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父母联系不到我才找了我的朋友们。然后我的思绪飘向了另外一种方向，也许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基辅市中心出现了什么需要向周围朋友预警的危险。我感到一阵让人发抖的不安。我给我表妹打了电话，她美好的声音总是可以安抚我，勇敢又理性。她只是简单地说：基辅被轰炸了。战争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开端。当我想象开端的时候，我想象的是一条线穿越了一个纯白的空间。眼睛可以观察到这个动作线路的简单性——它一定始于某处又终止于某处。但是我从来没想象过一场战争的开端。奇怪。2014年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我就在顿巴斯。我从那时起就进入了战争，进入了一个雾蒙蒙的、不清晰的暴力地带。我仍然记得我在一场巨大灾难中作为旁观者的剧烈罪恶感，一个可以随意走开的旁观者，因为我的生活在其他地方。

战争已经在那里，一个侵入者，一种奇怪的、陌生的、疯狂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地在彼时彼地发生了。那时候，我一直在问在顿巴斯的人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总是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场始于顿巴斯的战争的开端对于基辅人来说是最类似神话的瞬间，恰恰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事件是如何孕育出来的。2014年的时候，基辅人说：“顿巴斯的人，这些跟普京一个鼻孔出气的乌克兰人，把战争请到了我们国家。”这个传言中的“邀请”在一定时间里被人们当作了这场感觉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一种解释。

HBO最近翻拍了英格玛·伯格曼1973年的六集迷你电视剧《婚姻场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这部近距离记录一场婚姻分崩离析的剧集曾在当年的瑞典创下高达50%收视率纪录，无论其是否真如传言引发了当年的离婚热潮，至少也一定触动了某处集体想象的暗礁，一时间，从斯德哥尔摩到纽约的观众对着电视上的约翰与玛丽安唏嘘不已，惊觉于自身对个体需求的无知，也感叹着社会意义上体面背后的妥协与牺牲。伯格曼的《婚姻场景》通过大段的人物对白与面部特写开创了一种新的荧幕情感语法，贴合着内向的心理学维度徐徐展开叙述，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许多同类型影片，比如2019年上映、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导演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尽管伯格曼多少要为之后影像中无数鸡飞狗跳的夫妻口水仗负责，我们还是对一部在当下语境中重新讨论婚姻关系，以及讨论婚姻是否可能缓解作为当今社会症候的孤独与隔阂感的改编抱有期待。从原剧诞生的1970年代所见证的“无过错离婚”被初步采纳，到今天夫妻共有财产制度的进一步瓦解，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总体在朝着对个体——无论作为个人意志主体还是私有财产所有者——权利尊重的方向发展，而这一个体主义的行事逻辑正是HBO版《婚姻场景》（2021）着眼的命题。导演哈盖·列维（Hagai

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是一位高产的乌克兰电影人，他导演过26部纪录片和5部虚构故事片，并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52项重要奖项，但他的名字对于一般的艺术电影观众仍然是陌生的。2018年，洛兹尼察的黑色政治讽刺片《顿巴斯》（Donbass）为他赢得了戛纳“一种注目”单元的最佳导演奖。三年后，同样在戛纳，他的长篇纪录片《娘子谷大屠杀：背景》（Babi Yar: Context）赢得了2021年最佳纪录片“金眼睛奖”。

《娘子谷大屠杀：背景》和《顿巴斯》在电影类型、情绪和策略上都大相径庭。 然而，除了都有洛兹尼察的长期合作者弗拉基米尔·戈洛夫尼茨基（Vladimir Golovnitzky，声音设计）和丹尼尔斯·科卡瑙斯基斯（Danielus Kokanauskis，剪辑）的贡献，这两部电影的相似之处还在于洛兹尼察对历史和煽动政治悲剧性的且有时愤世嫉俗的表现，传达了战争的暴力和对无辜生命的毁灭。他的很多早期剧本都是这一主题的变体，然而也许直到最近，观众才得以充分地理解其充满伸缩性的尺度、调性和深度。

《娘子谷大屠杀：背景》是一部文献纪录片，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类型，导演将来自不同来源的现成图像汇集在一起​​，讲述一个与原始拍摄者意图不同的故事——实际上，很多时候极大地挑战了原本的叙事。洛兹尼察的团队挖掘了德国和俄罗斯的档案，将二战期间纳

小心过度的装饰导致暴力革命。这句警世之言在美学和政治双重意义上，为繁复的洛可可实用艺术与严肃的古典主义历史绘画，君主制度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标准解释。最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两个展览——“启发华特·迪士尼：法国装饰艺术的动画化”（Inspiring Walt Disney: the Animation of French Decorative Arts）和“雅克-路易·大卫：激进的绘图者”（Jacques Louis David: Radical Draftsman）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了这句话的全部内涵。

当我进入“迪士尼”展览的时候，正好听到一个大人在问自己照顾的小女孩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她能认出来的。只见小朋友自信地指向一张《美女与野兽》的海报！早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的作品——更不用提，正如大都会展览所证明的，其源头可上溯至十八世纪——依然能刺激到美术馆最年轻的观众，相信这个场面会让所有历史学家感到欣喜若狂。

策展人沃尔夫·伯查德（Wolf

刘玗的作品关注那些不被社会规范所接纳的人，以及将他们排除在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建立的过程，我们用语言与敘事的反复巩固的起源故事、命名系統、末日传说，在她的创作中持续地被松动与拆解。今年初，她从台北搬去了台东生活，“试着寻找不被资本掌控的可能”，她说。生活形态的变动亦是一种偏离规范和体制的方法。影像的空间配置是刘玗作品中另一个很难被忽略的特征——影像的叙事与使用的技术往往在作品当中又创造出另一个空间：双频作品《停泊于车站的愚人船》中的一个屏幕以不断前进的视角仰望着“正常”的社会，或是在《名字不为人所知的》中，低像素马赛克质地的影像投射在半透明的纱网上，魅影般地现身在两个屏幕之前，讲述遗落的记忆。

会从台北搬来台东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然的人，但毕业后不得不留在城市的环境里。时常想着要离开，却总是有各种理由留下。去澳洲换工的那两年对我影响很大，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生活可能，也对我原本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认知产生了冲击。

回来台湾后，我开始观察这些社会中的边缘人，创作了《停泊于车站的愚人船》（2016）。这件作品的创作时间相当的长，几乎有一年时间我都在构思。这件作品是我用一种非常近身生猛的方式创作，几乎没有在网络上的采集或是前置作业，而是直接进入台北车站游民生活的状态，与他们相处大约半年的时间。创作初始虽然有设定一些目标，但是真正开始跟这些人聊天后，更多时候我是透过他们的状态来理解我自身。在他们怎么界定自己的生活与生存方式的言谈中，我好像也更加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上个月，当位于科托努的贝宁总统府 （Palais de la Marina）打开大门时，迟来的历史课开始了。这场展览由总统办公室组织策划，展览名为“昨天到今天的贝宁艺术，从复原到启示”（Benin Art from Yesterday to Today, from Restitution to Revelation），将34位当代贝宁艺术家的作品与法国军方于1892年从达荷美王国首都阿波美掠夺走的26件皇室物品并置。贝宁人与他们的祖先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无法看到这些文化（至少是很大一部分）并与之互动。事情不再如此。

这一转变应该归功于日益壮大的全球性归还运动——由非洲政府、学者、文化从业者和艺术家发起——引发了欧洲和美国公众舆论、博物馆态度、遗产法和政策的变化。在多年无视归还非洲文化遗产的要求之后，洪堡论坛（去年）和史密森尼学会（两周前）等机构终于同意将他们拥有的被盗物品归还尼日利亚。比利时的皇家中非博物馆（Royal Museum for Central Africa）正在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交一份被掠夺物品的清单。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委托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沃伊（Benedicte Savoy）和塞内格拉斯 （Senegelase），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费尔温·萨尔（Felwine

广州的三月，气温突然上升，恍如夏天。经过因疫情与寒潮而显得格外漫长的冬季，珠三角的艺术项目和衣服下的皮肤一样，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透透气。广东时代美术馆在三月第二个周末一下子推出三场展览，而在离广州不远的顺德，和美术馆也迎来了其开年新展“ON|OFF 2021：回到未来”的开幕系列活动。

周六中午，我与许久未见的导演赵志勇相约在扉美术馆旁的港式茶餐厅碰头，赶在开幕之前，先聊上几句。2019 年，他与公益机构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创作了聚焦流动女性生育经历的戏剧作品《生育纪事》。之后，那些因调研而集起、又没能在剧场里呈现的素材，则被发展成了一个游戏和一场展览。此次在扉美术馆呈现的项目“不止是目光——由木兰的故事开启的三个邀约”，也开始于这些工作。

能在广州看到“木兰花”（木兰花开对流动女工的一种代称）的故事是令人欣慰的，这至少说明行业里还有人在关心这些人和事。而每次看到这类项目，我心底又总犯嘀咕：虽然美术馆自带成熟的展示机制，但艺术展览却又恰恰无法很好地展示出社会实践中那些难以转化为作品形态的具体情境与交往（即使是通过文献把“阅读”引入展览，效果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除了提供展/演的方法与某种自诩公共的“可见性”，艺术的社会实践还能做些什么呢？

“不止是目光”显然也不满足于仅仅被“看见”，它还想邀请观众亲身去体验木兰花的生命故事，并把游戏剧场《木兰花的人生》放在了展览的核心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在展览中加入了一个游戏，而更像是为了完整的游戏体验而搭配了一场展览。

“在我们的身边既有神圣的典礼也有邪恶的仪式。我相信，我们生活并行走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洞穴，有阴影，也有生活在微光之中的居民。人类有可能沿循进化的轨迹逐渐倒退。我相信，有种令人畏惧的传说还未死去。”——亚瑟·梅琴[1]  

经历墓穴中的厮杀与逃亡，推开厚重的石质大门，站在宁姆格褔（Limgrave）引导之始的赐福点，初入交界地（Lands Between）的玩家们仰头北望参天巨木黄金树，有多少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段旅程的目的是将其付之一炬？

从2月25日《艾尔登法环》发售至今，这款来自FromSoftware公司的第三人称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火遍全球。游戏在以往箱庭游戏精巧机关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开放世界，玩家可以期待一个更大的世界规模，并在其中自由探索。它还突出了大量角色扮演元素，在FS社的设计要素融入了以《龙与地下城》为起点的角色扮演游戏的谱系，如宫崎英高所言，玩家可以选取“各种各样的武器、魔法，用适合你的策略与敌人交战”。

奇幻文学作家乔治·马丁（George R. R.

《亚特兰蒂斯》（Атлантида）这部2019年上映的影片设置在近未来时态的2025年，这一年俄乌在乌克兰东部自2014年爆发的战争已经结束，镜头冷静追随着前士兵Sergiy的萧瑟日常，带领观众走进乌东战后的经济低靡、生态灾难和个体的精神创痛与修复。这个时间点现在看来更具现实意味，真实时空里愈演愈烈的战火仍持续侵蚀着更广大的乌克兰国土。这部想像乌克兰东部战后景象的电影，独到而深刻地刻画出战争对于人类以及超越人类存在的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破坏。在战争胜利与所谓国破山河在的表象之下，是水源、土壤、空气等跨国界的生态地质元素被人类战争所制造的重金属与化学物质毒素所侵袭，无差别地进入有机生命体，继续消磨着战争幸存者的肉体与精神。亚特兰蒂斯，这一希腊传说中高度发达的理想国因为人类自身的堕落而遭遇神的惩罚，被地震和海啸吞噬，导演以其命名和预示战后的乌东，既有强烈的家国之叹，也有超越国界的普世关怀。

影片中的演员大多是真实身份和人物非常贴近的非职业表演者，战争和战后的生活是他们们身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也给予虚构性质的影片非常丰富的纪录性内涵。主要人物Sergiy，一位饱受战争后遗症困扰的前士兵，他的扮演者Andriy

艺术家佩恩恩的最新个展“匹配池”正于OCAT上海馆展出。佩恩恩的创作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艺术复合体”，其擅长以具有“挑衅性”的方式揭示某些真正起作用的“基层结构”，这些结构往往既是社会的，又是欲望的，既是技术的，又是身体的，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在其最新实践中，艺术家讨论了“匹配”的暴力属性，类似于哲学家弗兰克·布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曾提出的金融的抽象暴力，“匹配”同样透过“竞争-合作”模型创造出一种残酷的社会动员与淘汰机制。在这篇访谈中，佩恩恩谈及了其创作的出发点与核心理念，并且为他所理解的艺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展览将持续至5月8日。

虽然我对于经济学感兴趣，但我不认同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我也不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中开展我的工作。可以说，我对于经济的理解非常“另类”，我抽取的经济模型无关财富的增长，而是关于：每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不相信以货币计量事物的价值开始，从而创造自己的经济学。虽然我的一些创作看似“恶搞”，但本质上是严肃的。比如在早期作品《每个人都是企业的同时也是产品》（2015）中，我扮演了一个投资失败的水怪，混进了传销团伙，揭穿了传销分子将公共艺术作品解释为财富神话的伎俩。对我而言，这就是一种“反经济”的经济学，让经济变成了某种带有自主性的、介入式的实践。

我也对非一般意义上的色情感兴趣——对我来说，当事物开始与其本质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新作《记忆》（Memoria，2021）开头第一场戏，是一间昏暗无比而且寂静无声的房间，黑暗中依稀听闻细微规律的呼吸，我们的眼睛、耳朵饥渴地在那片光幕上寻索着所有可能的光线与声音来源。就在我们的感官似乎要慢慢适应那黑与静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巨响轰然乍现。一个人影从床上起身，衣物与床单摩擦发出的声响，释出更多的讯息但也带来更多神秘，关乎听与看的讯号，刺激着我们的大脑神经：这是谁？这是什么声音？好奇与未知的感受浮现，观者在电影伊始就加入了这场与影中人物、电影创作者同行的探索之旅。

《记忆》是阿彼察邦首次离开泰国拍摄的长片电影，继2015年《华丽之墓》（Cemetery of Splendour）之后，因为泰国的政治局势让创作自由已不再可能，他正式对外宣布将寻觅他方继续创作的决定。哥伦比亚与他的相遇，可以说是既巧合又命中注定，当然，说是命中注定其实是后话了，在初识的当下，没人晓得未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阿彼察邦和他的演员（或说一起探险的旅伴更为恰当）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虽然已是旧识，但这次合作对他们来说都是崭新的挑战，无论是拍摄的环境——哥伦比亚的文化、历史、语言、气候、地景——还是拍摄的团队、制作规模与工作方法，对二人来说都是少有的、新鲜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从第一部长片《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作为一位写作者、批评家以及《艺术论坛》杂志前任资深编辑，欧露文（Lauren O’Neill-Butler）把采访的形式变作了一门艺术，在过去十三年间，她进行了约150场采访。她最近出版的著作《让我们谈谈：与文化艺术界女性的对话》（Let’s Have a Talk: Conversations with Women on Art and Culture）（Karma）将其中部分访谈汇集成册，并把包括阿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亚历克斯·贝格（Alex Bag）、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和洛林·奥格雷迪（Lorraine O’Grady）等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写作者、思想家置入了一种对话关系。在本次访谈中，欧露文讲述了公共话语（public speech）的价值，聆听的强大力量，以及此类对话对于一种女性主义实践的必要性。

我最早的采访是1990年代我读高中的时候做的，发表在当时的一些小型朋克杂志上。我能想起来的最早一篇应该是发在《Heartattack》上——有点类似《Maxiumrocknroll》的那种小杂志——那是跟一个女性主义团体成员的对话，她们会在弗罗里达坦帕——我就在这里长大的——超级男性化的朋克俱乐部的停车场聚会。我进入大学之后开始给《Bust》和《Bitch》供稿，那时候的女性主义杂志也都变得越来越光鲜体面了。这本书里最年代久远的一篇访谈是我在2007年为《Bust》做的朱迪·芝加哥（J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