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山不是山”的Vanguard Gallery联展上笼罩着一种安静又漫长的状态。邸晋军的火棉胶玻璃板的湿版摄影中的人物、河流，或是沈学哲镜头中的源源流长的豆满江，无不如此。沈学哲是一位朝鲜族摄影师，能说普通话，但略微有些踉跄。或许只有镜头，才能将他心里的思念源源不绝、毫无障碍的释放出来。这次展期从1月19日至3月23日。

那个地方是朝鲜。我祖先的故乡。我对对岸有着憧憬之情，这组豆满江的照片里融入了我的主观性的感受，我觉得用黑白再好不过了——这是一种乡愁。一种老照片一样怀旧的感觉。黑白片并不真的能屏蔽那些生机盎然的东西。

拍摄时，我追求了一种古典地形学的拍摄方式，那里面的人物是特别小的，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渴望一种崇高的风貌。我看过的那些19世纪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喜欢中国古代画里的意境，文人画、山水画。

豆满江和别的河流完全不一样。我认得豆满江两岸的植物。记得2010年，我给韩国某网站拍景点照，但那里却因一个月不下雨，快断流了，像沙漠化的风景。回来之后，我眼睛突然睁开了一样，看到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风景。

其实，一般边境线上是不许可拍照的。本来大画幅的相机拍一张照片需要很长时间，但因为已对那个机器很熟练了，所以会选好地方，对好焦，尽快拍完。时间太长的话，就会有巡逻警察。对岸的朝鲜士兵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近的地方20米、10米的地方都有，也有点儿危险。

有

有人认为十三是个幸运数字。新加坡艺术界就对此深信不疑。“2012年每个人都经历了一番挣扎。但是有了一个积极的开始后，如艺术登陆新加坡，我们都更加期待一个繁荣的2013！”艺术巴塞尔曾经的当家人、艺术登陆新加坡的创办总监劳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这样说道。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第十三届博览会应该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艺术登陆新加坡2013年，在宽敞大气的金沙会展中心举办，这座玻璃大楼正对着冲入云霄的天空之桥。作为取代香港的亚洲之窗，没有比此地更合适的了。鲁道夫此前放言：“2013这一届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亚洲身份。”附近，花穹的灯光犹如科幻场景中的星斗闪烁着，电枢穿过花朵伸向天际。若说早些年的新加坡艺术博览会都是小打小闹的，那么2013年这届则将目光放在了高处。鲁道夫的想法是令其“更像一个双年展，”与新加坡最大的艺术区（吉尔曼军营艺术区）的一系列开幕和月眠艺术中心开放工作室（艺术村）这些变化相辅相成，博览会也是一个更大的艺术周的组成部分。

这座城市是组织有序政府资助的活动的绝佳之地。在殖民时期的蟋蟀俱乐部，来自国家艺术画廊的总监们谈论起了2015年开幕的耗资五亿美元的博物馆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博物馆。与此同时，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将继续保持它激进的展览传统。印尼的Wiyoga Muhardanto的《对话篇章》（Conversation

《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以及《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案例》于1月26日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同时开幕。作为该中心的艺术总监，卢迎华对这两个展览从立意到实践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中亦透露出作为国内最具前瞻性的艺术机构之一，OCAT在机构的自反性思考方面持续不断的进行着创作性工作。

一个艺术机构和个体实践者一样，除了实践以外，还需要对自己所做过的工作和所处的位置进行反复的观看和认识，如此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带着这个想法，我邀请中心两位参与过大多数项目制作的年轻策展人方立华和李荣蔚，让他们组织并策划一个对于OCAT过去八年所生产的展览与出版物进行梳理和呈现的展览。在OCAT，出版物不仅仅只是展览的辅助材料，而是为了筹备展览所开展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呈现平台，以及平行于展览的一个重要表达途径。OCAT所出版过的大多数书籍都是关于艺术家个人实践的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有具备主题性的研究课题。这些出版物成为了我们于当下观看过去和自己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载体。该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李荣蔚在开展后写道：“我觉得这个展览带给我的：第一是对于一种工作方式的观看和重新认识，这是一种学科规范下对于艺术史的书写；第二是一种反思的态度，对于问题的再思考，再提出更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意识，希望这能让自己更成熟，以反思的态度去工作。”

借助这些出版物，两位策展人和中心的团队重

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HB STATION: Contemporary Art Research Centre）作为立足于广州以及珠三角的当代艺术学术平台，试图在社区在地实践、学术建构以及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某些带有激进意味的实践。目前黄边站由艺术家黄小鹏与徐坦共同主持。在此，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分别对于他们所理解的黄边站的各方面要素进行自己的阐释。

“黄边站”的选题工作主要分为两部：预先由黄小鹏、郑宏彬与我共同选择，这是一个“可变的预设结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针对本地区的可能性给出选题；而第二部分则是根据时代美术馆，以及过往的学者、艺术家以及项目一起提出课题，事实上第二种部分将占据比原来设想更重要的位置。

依我原来的想法，黄边站带有面向中国南方，并且面对海外的动机，比如希望能能首先影响中国南方，然后港澳台等地区，并且希冀还会有更大的影响。试图利用中国南方相对自由的社会意识环境，以及艺术市场相对弱一些的状况，以建立一种较为独立的，当代艺术的交流活动空间。

这是在特殊情境下开始的活动空间，在建立之初，得到了美术馆的一些承诺，即：尽可能保持黄边站的独立性，不干预黄边站的交流与艺术活动，并且提供活动的方便；另外，我认为独立性在于活动中的人，对体制的反思包括在对艺术问题反思之内，比如对于“自治区”展览的讨论和研究，已经包括了对展览、机构的思考，并不因为这是美术馆的重要活动就不进行严厉的批判，研究员不仅仅通过学习研究得到许多有益经验，也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和批评。

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HB STATION: Contemporary Art Research Centre）作为立足于广州以及珠三角的当代艺术学术平台，试图在社区在地实践、学术建构以及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某些带有激进意味的实践。目前黄边站由艺术家黄小鹏与徐坦共同主持。在此，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分别对于他们所理解的黄边站的各方面要素进行自己的阐释。

黄边站的选题基本上是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珠三角”的现代化进程来展开，具体课题则由“黄边站”所有成员一起来决定。我们尝试建立一个可将艺术实践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室，除了徐坦和我所关注和实践的课题（我的课题是有关翻译语言系统如何影响今日的社会重构），研究员也应该提出自己所关注的课题，可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来进行。这其中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需要双方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靠行政上的权力。对于“黄边站”的所有成员和我，都是一种“民主程序”的训练学习。

百年前当梁启超把“autonomy”翻译成“自治”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带有“self-discipline自律”的含义，而失去了康德所指的自主性。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功利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缺席。“珠三角”作为中国工业、商业及城市化的前沿基地，其商业性也是其功利主义的根源，缺少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基础，本土的学院机构基本上没有学术研究的功能。同时，这一地区因毗连港澳而具有相对的自由度。这些因素都是“黄边站”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珠三角”选择了我们，也与广东本土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对我自己来说，“黄边站”同时也是对05年广三“珠三角实验室”的继承和延伸。

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简称：CPH: DOX）尽管只有十年的时间，却成为欧洲电影节中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这一电影节盛事，立足点长远，节目多样，包括一个融资论坛，跨文化项目，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策展立场，对题材多样的优质纪录片的推崇。在上个月结束的第十届电影节中，其中的一个主题单元是“马克思主义”，它包括里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的Holy Motors，拉亚•马丁（Raya Martin）的迷幻公路片Buenas noches, España, 以及Animal Collective乐队的表演。电影节在影片放映上，并没有选择中规中矩的放映场所，表现了更文艺甚至哗众取宠的倾向，但也很好玩。例如，丹尼斯•科特（Denis Côté）研究动物的影片Bestiaire一天下午在哥本哈根动物园放映。卢西安•卡斯坦-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 和为瑞纳•帕拉维尔（Véréna Paravel）效果震撼的《利维坦》（Leviathan），完全在国外拍摄，曼彻斯特海岸两百里的拖网渔船，大卫•瑞德蒙（David Redmon）和爱舍利•萨宾（Ashley Sabin）的《动物王国》，一个镜头一路拍下了缅因州的一个渔场，然后是一顿鱼汤晚宴（据说鲜美至极）。

《利维坦》以形式上的创新而获得新视界竞赛奖，主单元竞赛大奖颁发给了《杀戮行动》（The Act of

一月初，香港艺术圈从长假里苏醒，几家画廊先抛出重点艺术家展，又传出两家国际画廊入驻香港的正式消息。Art Basel 借发布会带来整个贵宾关系团队，将网络撒入所有的艺术活动和开幕酒会之中。港岛南，Spring Workshop启动首年项目Moderation(s)，艺术家策展人欢聚一厢。新加坡Art Stage让不少艺术人士都选择中转逗留香港，以赶上新年第一个大型展览－－由亚洲艺术文献库和M+博物馆联手举办的宋冬个展“三十六历”。在香港，这两家艺术机构的号召力是全方位的，这从文献库每年高朋满座的筹款拍卖会就可以看出，不管是艺术家，画廊家还是藏家，都十分乐意踏入公益艺术机构的光环。

“三十六历” 是宋冬在亚洲艺术文献库艺术家驻留计划的最终成果，作为第一位参与该计划的大陆艺术家，项目规模从构思到执行越滚越大，直到文献库意识到展览形式已超出了本身以研究为主的框架和能力，于是搬来M+博物馆团队来操作这次带有浓烈公众参与度的展览，不过M＋尚未有自己的场馆（2017年才完工），还好太古集团(Swire Properties)翼下的两万尺艺术空间ArtisTree正好能满足供五百余人一堂创作的不寻常容量。

三十六年，四百三十二个月，宋冬手制的四百三十二张月历大多记载了个人回忆。而参与者需要添加，改变艺术家的原稿，做出另一番诠释。下午六时，早已网上登记的参与者们已排起了长队，其中不乏幼童和鹤发长者。亚洲艺术文献库总监徐文玠（Clarie

杭州艺术家袁远的《宾至如归》将其在2012 年格兰菲迪艺术家驻村项目的一部分成果带入了上海莫干山路M50香格纳画廊。满墙的油画作品，看起来十分现实主义、面无表情，但无不都在勾勒这个他去过的小镇的点滴。袁远自己都很奇怪于为何这个看似清冷平静的小镇有如此之大的魔力，而通过记忆营造法式，他一笔笔地复原、建构起了这个小镇的诸多局部。

我非常想把Dufftown（达夫镇）搬来上海。临走前中国买的硕大苏格兰地图上没有Dufftown.。这个小镇大概只有一千来个人，二千来头动物，遍地是牛羊们的丰厚美食，要除草机帮忙牛羊才吃得完疯长的花草。两家迷你超市，一家肉店，提供人们最基本的食物，规模略似中国小区门口的24小时店。

居住在小镇的三个月有了非常完整的宁静。我曾进入到一家正在运营的酒厂的地下部分，我受宠若惊，看到了这个现代化工厂的内部结构。那里鲜有人进入，潮湿，历史久远、没有被横加改造。有的地方蒸汽弥漫，墙壁像水墨画的残留。此外大部分时间，我猫在Dufftown的“家”里闭门造车，看看窗外感叹下：Woo，这蓝天……十月份则又变成，Woo，这雨天。但是我对一张画的判断经验会流向周围他者对这张画的经验，这是让作品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试图和当地建立起联系的努力方式。奇怪的是，还没离开这里就开始十分想念这个小镇。乡愁也是一种对记忆的想念。包括我停留过的好多地方，很多的朋友——我喜欢画建筑物里留下的痕迹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至”和“归”频繁交替，留下更多痕迹叠痕迹。

在“自治区”的画册中陈侗写到：“最美好的自治时代是在过去而不是现在”。据说研讨会期间，有“黄边站”的研究员问陈侗：“徐坦前几天和你讨论时，你又说‘这两年才体会到自治的味道’,这不相互矛盾？”。

如果能够勾连起大概十年前，策展人侯瀚如在光州双年展开展的“替代空间”和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时策划的“广东快车”，也许陈侗的怀思不难理解。恰好在20年前的巴黎，侯瀚如在自家“巴黎典型的斜斜的小过道”做起了展览，13个月里每个月请13位艺术家进行创作，复印请柬邮寄朋友；而今天于广州时代美术馆发生的“自治区”，19日晚八点开幕前的20分钟，参与开幕式的人群就已经将十九楼的电梯至美术馆一楼入口间的过道挤满。也有人下午刚好有从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开幕的“未来展”过来，但觉时间尚早，便在美术馆一楼的“学而优”书店里安静地看书；只是临近开幕时，书店相对平和的气氛也逐渐被其中相遇的熟人的寒暄所打破。

或许“替代空间”今天获得了更为丰富与成熟的内容，由“替代”转为“自治”。然而，“替代空间”、“广东快车”与“自治区”的关系，除了隐含着某种对记忆与身份的思考沉淀的线索外，也似乎成为了一种对曾经那些未命名的激情加以怀念的布置。

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开幕时就说到：这次展览就像个大团圆。“团圆”是指侯瀚如、时代美术馆建筑的设计师库哈斯与央美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的重聚，就如同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州实验室” 的场

在艺术巴塞尔的迈阿密海滩，我们和翠西·艾敏（Tracey Emin）进行了这场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的访谈，在这部分里，她谈到了成为一位知名艺术家的虚幻。她的首场访谈发展成了自己的新自画像，根据摄影而非记忆所画。艾敏在美国的首场博物馆个展将于2013年12月在北迈阿密当代艺术馆举行。

我脑海中有一个幻想的人。他是个作家，小说家。穿得就像作家那样，衣着很轻便。每天都锻炼。身材不错。他能徒步走很远，并不浅薄。他很崇拜我。我喜欢旅行和闲逛，他很高兴。他不喜欢出去；因为他要写作。我两点钟回家时，喝得醉醺醺，他要安顿我上床（他还得继续工作）。他让我喝杯水，吃点阿司匹林。之后我做梦了，半夜醒来，他写下我的梦，这样我就不会忘了。早晨的时候，他叫醒我问我：“昨晚上发生什么了，你玩得可好？”我就告诉他发生什么了。

1995年，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参加群展“曼妙无比！（Brilliant!）”。他们将我的帐篷《我睡过的每个人》（1963-95）放在了很脏的地方。当我们要写下对作品的要求时，我只写了一个要求，就是“它必须放在安静的地方”。本来人们应该走进帐篷里，去看我上面写的我睡过的每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却把它放在了四个人的声音作品中间的一个小位置上。我对此很是抱怨，他们却说实在没地方可放了。当然我不是唯一一个遭受如此待遇的。吉蓝·魏菱（Gillian

2013年1月12日晚上六点，筹备已久、也因而被人们传说已久、期待已久的“ON | OFF”展览终于与世人见面。当天北京被严重的大雾和空气污染物所笼罩，PM2.5指数一度逼近1000，网上已经有人在谈论这些新词：粥样空气、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但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拦前往798艺术区的人流。五十个生于1976年至1989年之间的艺术家的作品占据了新改建的尤伦斯的所有展厅，大约九成的艺术家为这次展览专门制作了新作品。

尽管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仔细看完所有作品，也有国外媒体第一时间就对展览中的各种数字与视觉元素提出了政治化的解读。在中国生活与工作多年的独立艺评人箫岭则把展览的第一印象称之为：生动、有趣，从各种不同的媒介发出不同的声音，犹如一面面关于当代中国的镜子。

能够加入这次展览对不少艺术家而言意义非凡。在提方案和做作品的过程中，有些人显而易见地瘦了，也有人提及自己曾经睡不好。如果艺术家可以视作一门职业，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心理和生理的考验。

当然也可以说，做艺术家，有时候也是运气的考验。笔者从当晚各种私下谈话里发现，不少人已经自觉把“ON | OFF”作为艺术家事业进阶的里程碑，纳入这个展览的艺术家仿佛搭上了闪烁着“ON”字小灯的快车，而不被纳入展览的艺术家，则自嘲已经“OFF”。难怪在那些彼此间免不了沾亲带故的艺术家们的聚会现场，很有些微妙的气氛，让人想起电视台热播的宫廷剧《甄嬛传》。这也不禁让我感慨于一个展览所能拥有的权力：它让人笑、让人怒，让人瘦、睡不着、掉头发，又让一个人在有另一个人面前得意洋洋。当然，一个展览或机构的权力来自人们的普遍认同，它跟宗教并无不同，信或不信，还是由每个人自己说了算。

在Artforum.com纪念耶德逊舞团（Judson Dance）五十周年的这篇终结曲中，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谈到了对二十世纪艺术史的影响，我们对此也许并不知晓。莫里斯1931年出生于密苏里的肯萨斯，1961年搬到纽约。

回望半个世纪前的耶德逊舞团（Judson Dance），几多沧桑。毕竟，当时产生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从较大的意义上讲，它继续了半个世纪前开创的项目，当时马塞尔•杜尚开始以现成的香槟撬开了现代主义的外壳。约翰•凯奇对偶然与不确定性持续的探索在六十年代广为人知。《4分33秒》是对话的一部分。不过，耶德逊最重要的新舞蹈当属西蒙•佛堤（Simone Forti）的作品。1961年，拉蒙特•杨（La Monte Young）在前波街的一座阁楼里，组织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佛堤推出了一晚上的激进舞蹈作品，打破了舞蹈对舞者身形要求的平常模式。她称之为“平常的运动。”她用大型物体去配合舞者的身体们，为他们要遵循的“规则游戏”负重。这番用心良苦的做法不给任何自恋式的表演方式留下余地。健壮的工人们被要求爬行在她的倾斜板上，同时要紧抓绳索，或者是在挤成一团的身体堆中互相攀爬。佛堤并没有参加耶德逊后来的活动，但是她的作品很快有了名气，她的改变跳舞前提的主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耶德逊展示过作品的很多舞蹈者之前或当时都跟康宁汉学习过。这位编舞者将凯奇式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