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5到29号，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的成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受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特别项目“交通站”和广州黄边站的联合邀请来到广州和深圳交流，并在UABB罗湖分会场的“临时艺术社区”举办了“知识市集”（Pasar llmu）工作坊。“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每场历时一小时，有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方式，“知识市集”曾于印尼、泰国、日本、台湾等地举办。

无论是艺术实践和策展还是运营管理，集体主义都是印尼艺术团体一大特色。2015年，ruangrupa和serrum联合其他四家印尼艺术团体在雅加达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名为“生态系统”（Gudang Sarinah Ekosistem，简称GSE）的空间，共同管理，共享资源。GSE也是2017年雅加达双年展的一个分会场，各艺术团体成员混合在一起工作。随着ruangrupa和serrum以艺术家或策展人身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他们面临着哪些全球当代艺术同质化的处境，又有哪些困难与挑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与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体会。（应受访者要求，两位受访者的回答将统一以第一人称“我们”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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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艺术家乔瓦尼·欧祖拉（Giovanni Ozzola）在北京的第二次个展“陨落之花——窃语”（Fallen Blossom-Whispering）依然从艺术家所擅长的光影和影像所出发；欧祖拉以工作居住的加纳利群岛上的万物为灵感，制作了一系列以花朵、絮语、渔船以及草木和蜗牛为符号的装置和影像作品。主展厅的影像作品《时间全无》以一种即将消逝的口哨式语言讲述了一种意识流式的心碎，装置作品《隐形——不可见的沉船》将雷达不可识别的船与飞行器碎片的外在结构提纯，以大型几何水泥装置表现。与霓虹灯及铁链组成的作品《不忘记，不原谅》结合，将艺术家目力所见的生活细节解构，组合成不能忘怀的记忆。这些与光影息息相关的作品充满了独特的私人情感和意识流小说式的文学特质。

这次的北京之行与四年前不同，我发现这几乎是另一个城市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北京以其紧锣密鼓的活动和复杂性让我所惊叹。我于望京拍摄了一组霓虹灯下废墟与远处大厦的摄影作品，记录下北京永恒的瞬间（《再次失去你，北京》[Perderte otra vez, Beijing，2017]）。人生就是如此不可预测，我们每一条路所指向的都是未知，而我们以试图掌控这种不可知作为活下去的方式。我总是在旅行，所以我没有真正的“岛民效应”。加纳利群岛看起来是一个位于非洲中部海域西北海岸的小群岛，但其实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并无实质不同，都分别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或者说，即使在大城市如巴黎或伦敦，我们也如同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地点的变换之中依然集中注意力工作；地点的变换是我作品本身，也是我面对现实和保持直觉的方式。为了记录这种地点变换中依稀保存的片段记忆，我在平面作品《静物画》（

黄永生在广州画廊的展览“最慢的风”中的几件作品有明确而强烈个人意味的叙事：因香港版《叮当》（即《哆啦A梦》）配音演员林保全辞世，黄永生在影像装置《魔术道具》（2016）中消除了叮当的形象，只留下孤独的大雄（野比）；《近况》（2017）中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的是香港TVB电视台新闻主播每一天在电视上的端庄却显得刻板的形象；《一天的长度》（2017）以类似幻灯片的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好友自杀的那一天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拍摄的照片。这些情感充盈的完整叙事娓娓道来，逼迫观者向自身提问：这关我什么事？已为此次展览完成了大量写作工作的黄永生在此为我们再一次自述。

回想起来，这次展览的过程有点像“收拾屋子”，我总在处理一件作品时设想它在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太知道要把它“分类”到哪里才好。不过，从一开始，我便设想这个展览是关于“观看”的。它必然会围着几个问题打转：看见其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说“看见”和“看不见”是两件事吗？当一个人想知道更多，把目光向外投放时，他是否能“更了解”周围的世界，或者身边的人？还是，他永远只能处于观看的悬置状态？类似我在展览前言里说的那种只能“袖手旁观”的状态。

对于我自己来说，《魔术道具》说的是一种消失。配音演员林保全的逝世是个出发点，但观众有没有听过他的配音，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反而，这件作品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有赖观者对于这套卡通的理解和认识，一个人的确起码要知道《叮当》里头的

艺术家黄静远2017年末参加西北联合驻留，除了对当地艺术教育机构的访问与调研，也由此发展出“艺术的老师”这个着眼于对艺术及其生成机制讨论的摄影项目。她问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前的问题：在二三线城市，其中也包括她走访的南京、海口和东莞这几座城市，艺术家和艺术教育者角色的重合下，艺术对每个人产生的具体和抽象的作用是什么？同时，本次采访中黄静远也提到了她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观察和反思，即在与主流的脱节和重构中，当地的艺术实践和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每一个个体又以何种姿态和方式建立与“系统”的联系？而我们又如何真正展开对所谓“在地性”的描述和讨论？

2017年初，两位朋友分别向我推荐了西北联合驻留项目。我们对偏远地区艺术机构建设、在地艺术群体现状及这个联合驻留的具体创作条件展开了讨论。看了我作品集之后，驻留负责人高元表示想邀请我过去。正式的驻留从10月19日开始，工作地点主要围绕兰州和西宁两地，期间我也去了石节子村和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做了两个讲座，一个工作坊和一个艺术空间的项目。

在兰州，我的对接人是策展人和艺术家张宏伟。他在甘肃南部藏区的师范学院创建了一个实验艺术系，也算是把他导师吕胜中建立实验艺术的优良传统撒播到了边疆。我在他的大一国画班做了一个工作坊。我发现在所有我走访的美术教育机构里，写实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所以我经常就以此切入，和这些学生们一起聊天和画画，然后再从这样的实际生活去引出一种剖析眼前生活图像的意识。具体到这次工作坊，我一开始提出的是观察和再现

黄荣法是一名现居香港的艺术家，他的“短划系列”（2016）将目光对准所谓的“九段线”（也被称为十段线或十一段线），这是一条饱受争议的模糊地理边界线，中国和台湾都用它来宣告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该系列的两幅绘画作品以及委托创作的录像《被建议边界》（2017）目前正在由台湾当代艺术中心（TCAC）策划的群展“走私：一个越境的生命经济学”中展出。展览场地在台北关渡美术馆，展期将持续到2018年2月25日。此外，“短划系列”的三幅绘画作品也参加了正在上海OCAT进行的展览“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3月11日。

我感兴趣的是主权的时间性，以及如何通过地理边界线来审视或阐释它。举例而言，“九段线”的争议从194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和台湾都用它主张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短划系列”用十一幅单独的绘画作品来表现南中国海的国界线，在部分意义上发掘了我们感知虚线的心理机制：如何将一系列短线段辨识为一根连续的线条。它是一种破坏边界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重新思考每根短划线段意义的行为。

2016年我在首尔KIGOJA独立艺术空间计划（KIGOJA Independent Arts Space

黄小鹏是“中·非”项目广州小组的成员之一及负责人。他试图通过这个项目来让人们关注和理解生活在广州的黑人，而不是选择“屏蔽”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异乡人群体。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们通过不同方式来展现非洲人和中国的连接，期间的方案讨论也成了项目的作品之一——《美丽就在于复杂之中》。该项目今年已在莱比锡当代艺术馆（GFZK Leipzig）展出过，此次Chinafrica以“Blackout”为题参加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并获得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支持。

我在2012年底黄边站成立的时候就谈到了广州非洲社区的情况，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现在广州的小北有很多黑人居住并迅速发展成了一个黑人社区，广州的中小型企业几乎有一大半是靠跟第三世界贸易生存的。

两年前在柏林时，一个学生介绍我认识了Christian Hanssek，他们之前已经做过一个欧洲和非洲的项目。这几年中国跟非洲的关系成为新的焦点，他们就想把非洲的项目延续下去，只是把欧洲（西方）和非洲变成了中国和非洲。后来Christian跟人类学家Grerda Heck一起来广州做考察，在黄边站跟大家讨论了这个项目，我们也有一个20多人的黄边站非洲项目微信群。最开始提出这个项目时，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会觉得黑人关我们什么事啊！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加深大家对全球化现状和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理解，而不是漠视。如果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这种理解是必要的，而艺术家更应该超越世俗偏见。

今年八月开始，艺术家徐坦在广州开启了一系列题为“正在到来的生活世界？”的对谈，这系列对谈是“关键词研究：革命”的一部分，谈话的对象是多位他认为其工作可能具有革命性的青年艺术从业者和行动者。对于“革命”的关键词研究还包括与更资深的艺术家的对谈，以及未来将开启的与科学和技术人员的对话等。在本文中，徐坦和艺术论坛中文网聊了聊这个项目在发起和进行过程中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尤其是关于社会范围内“革命”之概念的变化和语境更新，文中一些内容后加人名与括号表示是徐坦的这位对话对象所提到的观点。

我的工作（关键词项目）实践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意识倾向，特别是“旧金山社会植物学”。我在旧金山华人社区里做有关移民的调查研究，引发了和一些社运工作者的共同工作，触及并了解他们在美国社会中为维护弱势人群的工作和斗争，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社会环境认识，这使我产生了重新“想想革命”的这么一个愿望，这是显性的关联。由于近年的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情况，包括最近十年全球以及华语世界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悄悄的开始，也显示了新时代中新的社会冲突和改变，这些改变使我想像“新的革命”的可能以及它的“形状”。

做“革命”关键字，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

受黄边站邀请，Amy Lien和Enzo Camacho于8月16日在广州上阳台介绍他们今年年初在金边的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时创作的作品。他们以东南亚文化中的神话人物Krasue（泰国：Krasue，柬埔寨：Ahp，菲律宾：Manananggal）为原型，制作了三个仅以器官连接头部的女性形象, 悬挂在半空中。在这三个影像雕塑的下方分别投射着三段圆形影像，以两个男同性恋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金边各种消费场所的影像与义乌工人工作的场景互相穿插，解构金边这个城市试图塑造的国际化形象，呈现宣传景观与真实的贫穷状态之间的矛盾性。在Sa Sa Art Projects驻地期间，Amy & Enzo每周举办研讨会，与不同领域的人探讨全球化以及何为当代性的问题，他们最近在中国各地的考察和研究也延续了相关的思考。

去年秋天我们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是在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驻地。期间在义乌的淘宝村做调研时，我们感受到义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你从义乌火车站出来，可以看到一系列大幅的宣传海报，上面印着微笑的中东人和非洲人，仿佛告诉你来到了一个交易公平的国际市场。一直以来，我们有在各地的中国城买便宜的材料做雕塑的习惯，而到了义乌才发现原来这是我们所有材料的来源地，因为在义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中国城的商品。这就像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商品网络，而义乌就是网络中的一个交换点。为了进一步了解商品产业链上的不同节点，今年我们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就选择去广东看一看工厂的生产状况，同时我们在东莞的石米空间驻地。期间，朋友带我们去参观了工厂以及工厂附近的村子，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同时我们也阅读了一些与中国的经济政策相关的文本，以辅助我们反思在中国的观察。

张培力在掩体空间的个展“没有网络”中展出了他新近创作的声音装置《不宜久留的场所》，巧妙地运用了掩体空间所处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中防空洞的地貌和历史背景，并在漆黑的空间中设置了一条试图控制观众，并让其丧失安全感的体验路径：观众进入空间后电磁锁会将门自动锁上，即时开启五分钟倒计时的声音系统，不断提醒观众剩余的时间，与此同时，观众的身体只要稍作移动，昏暗的灯光会亮起，停滞不前则灯光熄灭。艺术家利用灯光、声音做为媒介，同时透过人的经验差异和空间环境的历史语境转换，揭示出作品中声音倒计时背后由群体设置的系统，由此展开个体和系统之间关系的讨论。

我想通过设定一段时间，让观众对时间有一种体验，或者说有一个概念。十分钟可能有点长，两分钟又有点短，相对来说五分钟是最恰当的。当观众进入用防空洞改造的掩体空间时，门会自动关闭，然后会有警报声提示你有五分钟时间，并进入倒计时。不同的人听到倒计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你联想到什么都可以。

防空洞只有在它防空的时候，人进入其中才会感到舒适安全，想一直待在里面。当外面的环境是平静的、阳光灿烂的、风和日丽的，人待在里面肯定没有舒适感。随着环境的转换，个人身体或知觉上的感受差异也通过对比显现了出来。当具备防空洞历史知识或者对此有记忆感受的观众进入时，他获得的体验可能不同于那些没有此类知识和感受的观众。不同的天气环境，以及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进入空间，带来的感受也可能是完全

艺术家魏晓光正在纽约SLEEPCENTER举办个展“持久像素”（Durable Pixels），展览中的一系列画作以极其逼真的手法描绘虚构的场景、荒谬的物件拼贴、甚至对电脑拟像进行写实，他通过绘画对抽象与叙事、心理层面的内外观照、绘画的历史与当下的新媒介等议题进行探讨。展览期间，魏晓光还与艺术家Jeffrey D’Alessandro持续进行一项在绘画与雕塑间跨越媒介的合作。在采访中，魏晓光谈及对自己作品“数码样式主义”的定义，他在绘画中想要呈现的不合理现实，以及他对绘画媒介本身的思考。

“像素”除了指我们通常理解的影像在屏幕显示的基本单位之外，它原本的词义是“图像的元素”。图像是通过笔触、尺幅、版本、屏幕、风格等各种元素而被人感知的，它们都是图像的载体。这次展览的概念以图像的元素为基本出发点，我想关注这些元素本身的局限，而不是预先假定其发展的无限性。

在艺术史上，欧洲绘画的样式主义（Mannerism）侧重于对文艺复兴大师风格的模仿，因为本身没有提供更新迭代的内容而受到批判。反观中国艺术，如果后来者没有首先师承前人，甚至都无法被审美语系所接受。书法、国画、京剧等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其内容涵义和风格在创作时已经锁定在表达系统的框架中，比如每个人写出的字意思是相同的，京剧脸谱的图案是程式化的；但是像《肚痛帖》这种文本含义没有太多艺术性的便笺反而突出了张旭的草书，使表现元素本身成为经典。对我来说，“样式主义”的意义，就是带着对表达系统的局限性的意识进行创作。实质上，中国书法的核心概念同波普艺术中贾斯珀·琼斯（Jasper

李姝睿之前几次个展都是以绘画与建筑结构结合的方式在空间中建立起视觉经验，而此次她在空白空间的个展“LSR 深白”更决绝地将绘画还原到了两面墙上，也为观者带来了更细腻的视觉经验。本文中，李姝睿讨论了此次展览背后的工作方式、她个人的创作脉络以及自身对绘画的认识。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日。

《深白》的工作方法是先根据那块墙面定下来一个大概的范围工作量，即这个墙面应该怎么分割。这也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一个规矩——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我觉得绘画只能是一点一点挖，不可能让一张画一出来就同时承载那么多的信息，或者同时展开那么多的方向。《深白》相当于是一种反抗。为什么我会想那么努力埋头画一年多，就画一堵墙？我觉得最近这十几年，在数码影像变成一个主流审美趋势之后，很多事情的路径就越来越窄，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似有很多选择，但这些选择其实都是在一个平行的界面里面；你可能有一千个选择，但其实超不出几个大类。《深白》是属于复古的一种绘画的决心吧。

一般来说，我会在同一时期起稿五到十张大大小小的画，然后在同样的尺寸里，尝试不同方向上的微妙变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同时期的画都是同样的面貌，只是颜色不同，或者说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就像一个家族。整个过程可以延续一到三年，这样我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可以去打破前面的经验和预期。因为画画到后面变成一个生理的事情，你的手可以不带脑子工作。这时候需要你抵抗自己的经

Ballistic Architecture Machine (BAM) 是一家位于北京和纽约的综合领域设计工作室。最近他们在Tabula Rasa画廊开幕的展览“愚蠢的十年”，以文化和情感为背景来还原工作室在过去十年里完成的完整项目。在本文中，BAM的创建人之一雅各布·施瓦茨·沃克（Jacob Schwartz Walker）就景观设计中内部矛盾和现代主义理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景观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的社会性功能展开了他的思考。

纵观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景观作为非常有趣的介质一直徘徊于自然与人造两者之间。传统艺术几乎被纯粹定义为由人类创造的。回顾艺术史的谱系，似乎直到最近，由自然创造的艺术这一想法才逐渐进入讨论，比如埃利亚松放置在广场上的融化冰山，或者是赫斯特“从海底打捞出来”的长满珊瑚、藤壶，和各种形式海洋生物的物品。即便在现当代艺术之外的领域，我们也可以找到更多实例来证明，控制自然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比如盆景。有趣的是，这个例子也清楚地与景观的想法有契合。

不过，这种以人造特性来定义艺术的做法是矛盾的。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被构建的观念，如果我们把景观也看成一种被构建的东西，那么就等于打开了一扇景观被视为艺术的大门。然而，如果认为景观的核心不在于人造，而在于自然特性的话，就等于关闭了前面所说的大门。这两个极端是景观设计实践中固有的矛盾。景观内部固有的这种冲突也使它与时间线、艺术或建筑保持了一定距离。现代主义在建筑和艺术中的意义并不完全重合，在景观设计中也一样。现代主义意味着线性时间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当代，在时间上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主要是接近工业化的兴起。而在风景园林中，时间段的定义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建造一个景观的特定文化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