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坂茂（Shigeru Ban）建筑事务所和石昭永建筑事务所合作设计的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简称国南美），层叠而起的白色楼体，在一片由和洋建筑、红砖老厝和街屋骑楼构成的台南市景中显得鹤立鸡群。建筑外部交错纵横，内部却通透明亮；繁复与明朗之间的反差，也构成了步入这座台湾新成立的近现代美术馆时最鲜明的感受。展览“凝时之镜”借展自国立台湾美术馆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作为开馆展览之一，于国南美三楼两间展厅展出近九十件作品与档案，旨在为台湾现代艺术史脉络的爬梳提供一些方法。展览中，成长于日治时期的台湾“摄影三剑客”邓南光、张才、李鸣雕的黑白明胶银盐照片与数码印刷作品，多以11×14英寸规格整齐铺陈于橘红墙面，呈现出一幅凝练却不乏冲击的现代图卷。展览分区明确，试图以不同历史叙事的交汇作为其方法论，细细剖开台湾现代摄影史的复杂肌理，但部分语境框架的缺失，仍令展览偶尔陷入史料梳理中的失语。

展览自始便强调德国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超现实主义，以及日本新兴摄影（shinkō shashin）在三人实践中辗转留下的印记。三十年代，邓、张、李求学期间，德国的新视觉（Neues Sehen）与新即物主义方兴未艾，日本的新兴摄影也随着出版物、展览的引进和摄影协会的成立而迅速扩散。无论是拍摄角度的夸张处理、拍摄对象的日常化，还是对物体质感与对焦精确的追求，这些摄影运动均可视为对画意为先的早前流派的一次反拨，意图从镜头自身的媒介特质出发，完成现代感知方式的革新。李鸣雕的《上林花大酒家女孩群》（1948）聚焦一群或卧或坐于屋顶花园的女性，她们的身体排列出“上林花”三个字，而右转四十五度的俯瞰镜头将文字消解为近乎抽象的几何构图，也赋予人物轻盈幽默的节奏，令人想起伊万娜·托姆利亚诺维奇-梅勒（Ivana Tomljenović-Meller）1929至30年间拍摄于包豪斯教学课间的人像。张才的《观看运动会》（约1955）则捕捉了运动场看台之外，站在树上的观众背影——人与树的光影融合，既让人联想到罗杰·夏尔（Roger Schall）为加布里埃尔·香奈儿等人拍摄的树间群像，又与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和任航拍摄的树中身影遥视相对。一种溶于日常观看经验且经久的世界性油然而生。

邓、张、李三人生活的日治台湾社会诸景以及东京、上海等城市街头，也构成了其摄影实践的重要现场，并指向一种纪实性的承诺。这类风格的纪实摄影稍有别于现代主义意味更为浓厚的表达：它们摈弃了刁钻的视角和人与物边界的模糊，将形式与主题的实验换转为对人、建筑及其关系的洞察。邓南光留学日本期间拍摄的“1935日本风光”系列将视线投向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昭和大都会；浅草的熙攘在正反文字交织的巨型广告条幅下（再经拼贴手法与另一街景并列）蒙上一层阴翳。无独有偶，二战爆发后投奔上海兄长的张才亦将街头摄影奉为捕捉时代经验的重要方式，与他同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相互映照；《三洋妇人与中国男人》（1942-46）将街巷中一次稀松平常的偶遇，凝缩为眼神与步态之间微妙的张力。彼时，台湾文艺人士往来台湾、日本和中国之间，复杂而游移的国族认同使其作品镀上不容小觑的旁观色彩。

身为纪实媒介，摄影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亦是展览着力书写的面向。这点在肖像单元显得尤为突出。这些肖像作品多创作于日治时期结束后的四十至六十年代，其中又以张才的原住民族人物肖像（如《排湾族妇女》，约1948）和李鸣雕的民俗摄影（如《牧羊童》约1947）最具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人文观看形成之际，恰逢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开始的山地与原住民族调查；张才也曾随人类学者前往苗栗、屏东、兰屿等地参与调研拍摄。纪实摄影与社会治理逐渐形成一种毗邻关系。与此同时，邓南光持续拍摄都市女性肖像，以光影、构图和视线勾勒模特心理，并于1953年筹组强调写实的自由影展，次年举办首届展览，与郎静山主导的画意摄影形成一定区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方泾渭分明。邓南光也是1953年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51年由李鸣雕创刊的《台湾影艺》亦曾刊登李与郎的对谈。战后台湾摄影界虽逐渐出现不同美学立场，多少也与省籍挂钩，但彼此之间讨论的开放性仍得以保持。

与邻近展厅台南艺术家蔡草如的回顾展相呼应，“凝时之镜”试图通过艺术个体到集体、地方、区域乃至跨国历史的层层递进，梳理台湾现代摄影史的发展坐标。二十世纪中叶，摄影作为游走于艺术、新闻与商业之间、传播复制迅捷的媒介，选作现代美术社会史的引子再合适不过。台湾摄影艺术（及其他层面）与各国各界的历史粘连，放大了现代艺术史中的流动与交互——然而，国南美此次策展并未能完全放下“大师”与“经典”叙事，对于殖民和戒严语境下治理机制与权力作用的探讨亦有所保留。“凝时之镜”音近“凝视至今”，或许，在这片由不同历史叙事糅合而成的现代艺术图景中，何种呈现为清晰可见，又是何种人物、事物得以被看见，正是国南美已经提出，却有待继续回答的台湾现代美术之问。

文／ 张至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