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与兰及其他:关于‘存在’的问答”展览现场,2026.
北京
“梅与兰及其他:关于‘存在’的问答”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凹凸空间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0号楼
2026.07.12 - 2026.11.22
群展“梅与兰及其他:关于‘存在’的问答”从梅花和兰花这组中国传统书画中象征高洁与坚韧品格的图示出发,通过14件(组)现当代艺术作品,试图以个体的微观视角勾勒二十世纪以来历史进程的轮廓,观察个人在历史与社会结构中的存在处境:个体如何理解和确认自身,又如何面对无法完全自主的现实。
潘达微的水墨画《兰》创作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1920年代,借兰花追念失去现实依托的革命理想;雷圭元1973年的《红梅》选择以毛泽东诗词中的红梅意象为主题,却以西方绘画的透视法来处理画面的纵深与虚实,在既定政治文化语言的缝隙间寄寓个人精神。当梅与兰这组意象被用来比喻人的存在状态时,通常强调的是个体的精神力量与其所处环境限制之间的对照。谢趣生于1950年代末创作的纸本水墨《劳动模范》则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个体与环境关系的模式:画中人物通过投身劳动、精研技术,成为集体主义语境中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认可的典型。
当我们的目光转向当代作品,个体与外部评价体系间的对抗关系变得更为明确。鲁钰在《在担惊受怕中安全度过一生》(2024)中以冷瓷土制作了384块“皮肤”,并为每一块打上“✓”标记,深浅不一的各色“皮肤”成为被系统评价的对象,而“烙印”行为也暗示了“标准”内化为自我审视的尺度。朱发东在《寻人启事》(1993)与《此人出售》(1994)的行为摄影中呈现了市场化转型中个体身份的重新定位:前者将自己作为寻人启事中的走失者,后者则将自己作为待价而沽的劳动力摆上街头,大方承认着艺术系统本身也是一套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三十余年后,廖国核的《卖老头,3()》(2025)与《克服,服从,老人》(2025)则将这种商品化的价值体系推向更荒诞的境地:艺术家在瓦楞纸板和格纹布上画下与作品标题同名的字符,充满临时感的视觉呈现仿佛预示着定价与买卖随时可能面对的贬值与被抛弃。
除了探讨个体如何被系统定义、观看和组织,此次展览还见证了个体在结构中的“丧失”。王友身在《每平米 • 我的风景》(2010-2011)中以一平米为面积单位,记录自己工作室院子一年之中的四季变化。艺术家曾两次经历工作室拆迁,个人无力改变都市更新的进程,摄影留下的是空间曾经存在的证明。曾为毛泽东拍摄第一张标准像的摄影师郑景康于1950至60年代完成的一组照片因不明原因被撕毁、后由摄影收藏者购得并重新拼合。原照片是一组人物肖像与内蒙古风景,修复留下的裂口边缘为原本平静的画面打开了一道历史的豁口,让撕毁的记录成为其无法被复原的一部分。
展览中的最后几组作品转向对自由与内心的求索,相较于展览论述中对个体行动力的乐观,亦暗示了行动的边界和意志的限度。托德·麦克米伦(Todd McMillan)的《Megorot》(2025)记录了一场巴厘岛的放风筝仪式:并置的双屏影像中,地面人群忙碌地奔跑、拉线,让超越个人力量控制的巨型风筝能够在众人协力下轻盈地舒展于空中。陈轴创作于2025年的“双猴图”系列与《静夜思》则转向内在经验,借禅画中的猿猴意象隐喻活跃不定的心念,试图在纷扰的外部世界中寻找自我安顿的可能性。这两组作品让观众处于历史张力牵引下的紧张心情得到些许缓解,它们并不直接应对外部现实,却提示了个体与世界建立关联的其他方式:协作,或是转向与自身心念的相处。
文/ 吴伊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