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蔡国强坐镇新建的外滩美术馆，借上海世博之机，再次把弄起其擅长的文化现成品-农民话题。他是聪明的，将自己此次复杂的身份（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美术馆推广人）简之为讲故事的人，顺势也将作品的维度扩张为了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故事：美术馆开幕，完成将自己农民发明收藏完整呈现的心愿，以及借世博之际将由农民引申出的现实社会议题植入公众的思考议程。虽然故事强调的继续是他一贯的“不合时宜”的姿态，但当故事中众元素被过于精密地接贴，继而呈现出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的“时”、“利”、“和”让人不禁疑问曾经机敏本该质朴的艺术经过如此高素质团队的完美打造包装后是否依旧动人，面面俱到的安排阐述是否依旧留有观者被触动的余地。农民来自民间，民间生产传统，如何将传统提升为经典，则需要精英的发现、认可和勾勒。即便成为了经典，究竟是纯观看性的经典，得以传承的可消费性的经典，还是近一步升级为被膜拜的经典，最终命运大相径庭。成功地将农民们的自发搬进传播储藏经典的美术馆，完成得仅仅是最简单的操作性第一步，生硬镶嵌的结果只会是令人不适的格格不入。故事的作品环节中一系列的对比并置更是将这无法避忌的错位放大至极，借助20世纪苏联探索宇宙的宏诗来酝酿铺垫对21世纪的中国农民力图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的动容；委托农民机械化地制作模仿现代艺术大师创作的机器人们以及展场内四处洒满的农民发明家设计粗糙的名片；悬挂在空中的飞行器们和穿梭其中的小鸟们共同构成的诗意梦境与端坐一旁举止生涩努力适应美术馆环境的农民发明家们。刻意营造理想化的浪漫与诗意永远是抽离冷酷残忍现实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法，对比那句被不停反复的“我就是一个农民”，墙上那句“不知如何降下”更来得诚实和真切。或许这一层层的脱节与错位便是“农民达芬奇”这个故事的最有力之处。

文／ 吴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