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的作品在发表自己艺术宣言时，往往是政治化、怀旧、戏谑和反讽的，同样，它们从来没出过危险。这次展览首先便具有以上种种特征。偌大的展厅内有二十一台电视机循环播放艺术家从1989年保加利亚制度发生改变至今的生活断片的影像作品，刷满中国红漆的展墙上绘制着一双审慎狡黠的眼睛：它代表伴随艺术家前半生“毁”人不倦的“老大哥”（Big Brother）形象。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九个五颜六色、响当当的中文：我想念社会主义，也许。基调忧愁、犹疑和彷徨，但机智的索拉科夫却用媚俗的色彩让整个气氛活跃了起来，这一点在我们细细把玩其他作品上不易察觉但却标志性的小人儿们时，也可以得到呼应。

我觉得索拉科夫的心思还不限于此。众所周知，中苏交恶后，中国人勒紧裤带自力更生，既不理西方帝国主义，也不睬自己阵营的弟兄，结果兄弟反目终成永诀。因此，当索拉科夫东欧解体21年后在中国反思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时，实际上也想带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经验。他似乎在把一份耿耿于怀的遗憾从坟墓里刨出来，不远千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交还这份礼物。这两种经验差异的并置，在艺术家如忏悔书一样手写自己中年经历的开始，便具备了某种政治性和反讽色彩。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政治性十分合宜，因为索拉科夫的所有命题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预判上。他想幽默、感伤、机智地在中国触动政治这根弦，但他恰恰没有想到，这个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越那个令索拉科夫黯然神伤的主义，而回归到原始积累。对于这次展览，他应该多了解一些属于中国21世纪的专有名词，这好比中国都已经坐上高铁了，他还想坐在解放牌大卡上看风景，令人遗憾。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次展览着实引发了某些感伤的怀旧情绪。我们都以为那早已成为传说，仅供梦中抱枕甜蜜，而那些热心肠的西方人们仍旧以为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赶着毛驴赚吆喝，这难道不是悲剧吗？

文／ 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