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型的重要展览，最开始在西北大学的布洛克艺术博物馆举行，现场展出了六十多件绘画，版画，摄影作品，这些三十年代的艺术家们，与我们一样，对于不公以及如何反对不公平，陷入了不知所措之境。与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的地区主义相反，参展艺术家—均为左翼团体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s，共产党的一个组织，后来创办《党派评论》）成员—喜欢大胆直接、常常满腔怒火的图像，性质摇摆于政治煽动和神秘主义两极之间。认出敌人不难。但问题是你如何刻画他们，又如何描绘自己？

在亨利·西蒙（Henry Simon）1933年的一幅炭笔画中，作者采用了明暗对比和视觉偏差的表现手法。画面上，摩天大楼上的一个工人，斗志高昂地望向芝加哥的华灯，构图的边缘处，则是熟悉的塔特林第三国际纪念塔。苏联构成主义的乌托邦抽象和具象的、甚至类似好莱坞风格的图像之间的对峙气氛贯穿整个展览，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一边是更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机器人和工厂素描，一边是受压迫者的具象版画。两者相对，似乎并非是在对艺术力量进行辩证式探索，而更像是用图像描述了一场两败俱伤的内部斗争。如果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文艺或政治敌手一样，敲响的是徒劳的警钟，那么也许他们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课题进行重新审度－－思考我们自身在表现当下社会危机上是多么无能为力；同时，也指引着我们去追寻探索一种表现简单却可以持续更久的艺术。

文／ Jason Far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