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美术馆的展览“终身练习”缓解了我最近的无力感。几周前，我在e-flux上读到伊莎多拉·内维斯·马克斯（Isadora Neves Marques）的文章《如何不负责任地负责任：论超越即时性的艺术》（“How to Be Responsible Irresponsibly: On Art Beyond Immediacy”）。文中，她将眼下艺术在面对政治责任时的进退维谷，归结为艺术正在沦为一种情绪性的道德快消品：一方面被赋予社会良知的期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迎合注意力经济的逻辑。作为回应，她建议我们解放想象力，回归艺术作为自由异议者的传统。文章的观点我都同意，但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的抵抗总要回到话语和理论层面重塑前提，我的疲惫也算是情有可原。

说回展览，“终身练习”之所以能回应我的无力，主要在于它意识到了话语的极限。这场与孤独症群体有关的展览源自中间美术馆自2010年以来持续推进的公益项目，不过今年的呈现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展览形式。总的来说，展览的基调是在感官层面上尽力打破“人以群分”的划界。比如，美术馆在一楼另辟了一个入口（但不称之为无障碍通道），这样观众就不必非得爬上美术馆主入口前的楼梯；展厅里除了帐篷与休息区外，还可以借用实际上是展品的雨伞和手持物来缓解情绪（赵建泽，《当我来到这里》，2025；西本·罗莎、大卫·伯恩斯坦，《可以握着的物件》，2025）。这些作品最初是为特定群体所作，但面向所有人开放后，我发现它们和近年来流行的办公室减压小物其实相去不远。比起给出意义，展览在描述关系上着墨更多。其中一组启发我的对比是Project YYIN的《明室》（2025）和庄伟的《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地平线》（2014）：前者邀请演员在剧场中呈现各自的身体，后者则邀请男女群众彼此迁就出一致的身高。这就给了多样性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这个本可自足的概念之所以近年屡遭质疑，是因为制度将它的自足性变成了意图不纯的展演。多样性总被要求在场，但这种在场又被迫承担了修复的义务。

这么想来，一旦作品涉及到社会性表达，多少总带有些积极向上的表演成分。相比之下，自命野草的团体“山寨MFA”就坦然许多，成员们在精神康养院举办的工作坊中大方地承认艺术的失败（《幻想与妄想大会》，2024），反倒有了些许真实感；或者西本·罗莎为晚年失语的姥爷制作的手持物，以触觉进行的交流也能比话语更为厚重（《给姥爷的物件》，2021/2025）。在同一语境下，小山涉的《心在跳动》（2021-2022）则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必然失败的情况下展开对话。在这部讲述一名精神科医师回忆妹妹轻生的影像中，主人公冷静地推想妹妹自杀时可能的种种心境，不知不觉地为她的生命末端注入了温度。他还注意到，葬礼上的哭泣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情绪操演。也正因如此，死亡的意义被固化、退离、遗忘。所以有时，最冷静的反而最为温情。

至此，我们又回到了开头谈及的情绪。我忽然意识到，今天的情绪已被默认成一种系统而不完全与人有关，而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批判系统的时候，能得到的往往也只有来自系统的回音。

文／ 黄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