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2013年之中，中国的观众就得以相继在不同的美术馆实地遭遇到杜尚、博伊斯和沃霍尔，这还是史无前例的。一方面当然要归功于今天中国的美术馆与国外收藏机构日益频繁的合作；另一方面此类展览的集中似乎也描绘出某个阶段或者说一种更确切的心态：比起早年间对于西方艺术史“经典”的热烈引用和雾里看花式的领会，当前的中国艺术家和研究者需要通过与作品更近距离的接触和更确凿、细致的梳理方式来回应他们更为开放但同时也更加审慎的态度。这种审慎来自于对细节、实物、多层次和多维度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XX在中国”的展览模式不应当仅仅是某种“相遇”的呈现，而更应该被看作是得以展开一段真正意义上的严肃讨论的前提。

“近距离观看”首先使得去“神秘化”成为可能。尽管约瑟夫·博伊斯和他的作品总是经由那些扑朔迷离的个人经历和饱含隐喻色彩的毛毡、油脂、行为表演被染上传奇、神秘的气氛， 我们却尤其不能忽视在其“反理性”、“反物质主义”宣言的框架下，使得上述美学理念得以实现的极为系统、严谨的建构方式。尤其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对于这种“严谨性”的把握将非常有助于去除对艺术家本人和其作品的某种口号式引用，而将观看和研究引入更为具体（concrete）和平实的层面。“博伊斯在中国”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展览规模而言，生平线索梳理与中、小型作品螺旋展开的形式使展览能够呈现对于艺术家及其作品一定程度的全景式景观，并使得展示内容有所侧重。其中需要特别留意的一点在于，这次展览以博伊斯1970年代之后创作的“multiple”作品为主（中文可解释为：以多版本形态存在/呈现的艺术作品，通常以“可批量复制”为特征，多以日常物品或印刷物形式出现）——以如此集中的规模来呈现这种六十年代之后作为“艺术介入生活”理念的重要媒介，在中国并不多见。比起那些纪念碑规格的装置作品或晦涩的行为表演，这些“multiple”作品（日常物件、海报、照片、明信片、报纸、随手笔记 ）或许能够使得中国观众对于博伊斯著名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有更为直观、切身的体验。也由此让这个展览从某种层面来看更具备“博伊斯精神”——即“展览”（事件、行为）作为媒介本身得以改造艺术观念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这种改造和转化绝不是假借某种“巫术”般粗糙、狂热的信仰，而是通过系统、理性的搭建、通过艺术家对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实实在在的“模塑”（思想、行为和语言）来实现的。所以，“博伊斯在中国”提供的不应当只是话题和“在中国”带来的满足感，而是一个让国际艺术作品的展示在今天的中国得以在策展机制、学术研究和创作讨论各个层面都进入更成熟、严肃阶段的契机。也因此，除了展览现场，让人更为期待的是后续展开的系列学术讲座、研讨会、研究工作的实在水准。毕竟，博伊斯已经不需要在中国再被“加冕”一次。

文／ 贺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