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西安馆的三层展厅中循环播放着由徐若涛、徐小国、宋元元拍摄的电影《榆林》。画面中艺术家手持设备在夜晚的榆林大街上追赶汽车收录城市的声音，而一旁经过的路人则在投去疑惑目光的同时匆匆离开。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像作品从一个清晰与直接的角度为观众呈现了此次艺术实践中创作者们与陌生环境的相处状态，即在另一个“新”的现实中，顺其自然地探索。

在为期一周的旅程中，一行18位艺术家依靠自己的感官去体验一座“物质”与“精神”极不平衡，且烙有深刻的中国发展特色印记的城市——榆林。相比其他有关当代艺术介入农村的项目，作为《文明》的实践基础，除却被选择环境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榆林项目旨在提供给艺术家们一个跳脱日常生活轨迹的契机，使其能够在随机与无目的中感受和发现，并最终通过多样的创作媒介（展览中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传达给观者。

透过展览本身，“文明”这一概念并未得到明晰的诠释。一方面，“文明”这个宏大的命题，被创作者们个体经验与背景的差异所分割，隐没于碎片化的情绪之中。在展陈上，艺术家们尝试通过文字与观众建立交流，并为每件作品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语境。比如赵能智在创作札记中对向导石老师的大篇幅描述，或者是旦儿在作品《黄河西岸是我家》旁附上的对故乡的回忆。作为叙事结构的一部分，这种自我的“真情流露”，使整个展览多元而亲近，且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另一方面，“文明”计划中不断将未曾经历转变为先前经验的过程，本就是自我满足的过程。无论作品中隐含的是喜爱或憎恶，态度是主动或消极，相比桎梏于熟悉的环境，艺术家们投身于未知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就像艺术家马云飞所说，这群人在一个“发生剧烈变化的地方”做了些什么才是令人感兴趣的。不论榆林这座“大漠煤都”是尘土漫天或淳朴深沉，它都成为了艺术家们获取情感经验的“桃花源”。

所以，如展览序言中提到，“‘文明’”显然是个堂皇的借口”，整个展览貌似一场颇有针对性的情感集结，旨在自我探寻，而非对土地的深度介入。

文／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