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修·柏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策划的这场群展，给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末日的绘画、录像、装置以及表演作品。展览的题目取自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作品《究竟是什么使得如今的家如此不同又如此吸引人？》（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 1956），展览直接面向关于末日的文化思考，而非对集体有限性的内省，假设相信玛雅人关于2012年大灾难的语言，那么这一切的表现再恰当不过了。本场展览经过精心的组织，不仅对世界末日进行反思，也对一个充满幻象和文化残渣的世界（仿佛如洪水前的世界）进行了犀利讽刺。

展览的很多部分含有夸张的成分，比如悬挂在马大哈《最后两顿晚餐（是一场绝好的派对）》上方的胡项城的“炸弹”装置《究竟什么使得世界末日如此的吸引人？》，前者事关末日之前的最后宴会，抑或者，张乐华和克里斯·吉尔（Chris Gill）作品里的波普宗教性。克里斯托弗·德雷格尔和雷诺·雷诺斯（Christopher Draeger & Reynold Reynolds）的录像作品《最后的新闻》(2002), 对911后的媒体进行了嘲讽，呈现了世界末日的一个虚拟报道，表现了好莱坞灾难片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和出于政治（及军事）目的的对集体性恐惧的掌控。当然，这在布什和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感觉犹如陈旧的历史，新的对手敌人又冒了出来。吉罗拉莫·马里（Girolamo Marri）和陈航峰的行为表演《我看见了外星人的LED灯光，快加入我》（2012)，对西方的没落进行了调侃（一个由中国人掌控的未来），虽然最敏感的因素可能对大多数观众而言显得些许困惑，但却由一位身着正装的共产党翻译（陈航峰扮演）进行了微妙的错译。最后，是双飞小组欢腾的录像作品《双飞拯救全世界》（2012），里面充斥着流行的MTV、周星驰的无厘头元素。

人们之所以在怀着恐惧的同时对世界末日的诅咒津津乐道，是因为它撼动了我们的常识，为愚蠢无聊的娱乐和幸灾乐祸提供了作料。作为“敌托邦”（anti-utopia）的一个特殊物种，它令我们得以反思自己对另外世界可能性的观念和态度，通过集体的有限性，自始至终都能记起我们共同的存在。这种对其他可能性的突然领悟消解了对进步的轻率信仰，无论是危机之后的美国，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弱肉强食的中国，都是如此。

文／ 何思衍 | Daniel Szehin Ho